1949年3月24日夜，长江奔涌，雨夹着江雾。几只机帆船悄悄离开下关江岸，船头立着一位中年军官，他就是国民党第45军97师师长王晏清。就在半年前，蒋介石亲手把象征“首都警卫师”的指挥刀交给他；此刻，他却带着百余名官兵逆江而北，准备投向人民解放军。
时间往回拨到1948年9月。南京总统府的走廊灯火通明，蒋经国把王晏清领进父亲办公室。“王师长，你要把兵带好。”蒋经国一拍他的臂膀，话音铿锵。王晏清当时四十三岁，黄埔长沙分校、陆大第十五期出身，在青年军208师、87军一路升迁，可谓嫡系里的嫡系。蒋氏父子要在首都附近拉出一支“看家部队”，97师师长的位子显得分量十足。
首都警卫师由三个警卫团拼成。289团原是蒋介石的贴身卫队，290团出自陈诚，291团则是顾祝同的老底子。能统率这样一支“忠勇之师”，外人看来是一步青云，但王晏清的内心并不平静。青年时期他推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八年抗战见惯官僚腐败，转回内战又见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理想和现实的裂纹一天比一天大。
1948年冬，北平寒风凛冽。舅舅邓昊明与舅母李君素南下探亲，两人都活动在邓演达的“第三党”圈子，对局势判断多与中共相近。三人在火炉旁彻夜长谈，舅舅一句话击中了王晏清：“天下不是哪一家人的，谁真正让老百姓得土地，谁才站得住脚。”这番话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南京地下党随后与王晏清接上了头，联络人叫陆平。几次密谈之后，双方初步定下方针：等解放军渡江时，97师放开正面江防，并争取夺取南京机场。然而对一个“首都师”动刀子，比在前线策反普通部队危险得多。王晏清身边尽是侍卫、特务和耳目，他没有地下工作经验，无形的网随时可能收紧。
1949年1月，王晏清在全师连以上军官会上突然开腔：“抗日八年，转头又打内战，究竟图个啥？”话音落地，场内空气瞬间凝固。有人低头沉思，有人侧目相视，也有人立刻告密。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很快嗅到了异样，他把45军军长赵霞撤职，又把王晏清软禁在司令部。期间汤恩伯来电要求把王押往军法处置，幸得副总司令覃异之斡旋，王晏清才脱险返回师部。
然而，他明白自己已站在悬崖边。若再拖延，整个97师将被特务洗刷，地下党苦心经营便毁于一旦。于是3月24日傍晚，一个简单口令传遍亲信：子夜之前，全体集合江岸登船。这是一个匆促而仓皇的计划，许多官兵还以为要北岸布防。船只启航后，国民党飞机在上空盘旋，用高音喇叭喊话劝降，部分士兵心怯跳江而逃，最终跟随王晏清到达江北的只剩百余人。
天亮时，驻江北的解放军部队发现了这支衣着凌乱的队伍。带队参谋黄克栗高声喊道：“我们是97师，来投奔人民解放军！”岗楼里的哨兵怔了几秒，随后放下枪栓，迎了上来。起义规模固然缩水，但首都警卫师师长带头倒戈的消息，还是让南京的国民党高层如坐针毡。当天《南京时事》一版刊文，把王晏清起义与“重庆号”军舰哗变并列，揶揄蒋氏父子的“忠勇之师”已然动摇。
起义官兵很快被编入华东军区特种兵学校学习整训。王晏清交出佩枪，照例填写了详细的个人历史表。审查中，组织部门对他既谨慎又尊重：他曾在青年军、卫戍部队任要职，又未在重大反共行动中沾手，属于可以团结的一类。1950年春，他被安排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战术教员，身份定为“非党教员”，开始了另一段人生。
1957年，廖汉生接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当时学院尚有两百余名原国民党高级军官任教。为了便于管理，也为肯定他们的技术与贡献，中央军委决定统一补授军衔。1958年2月8日，南京下了一场小雪，学院礼堂举行授衔仪式。仪式前排已经坐了邱行湘、郭汝瑰等熟面孔，当司仪念到“王晏清——大校”时，掌声并不耀眼，却格外持久。
王晏清穿上大校军礼服，步幅稳健。从首都师师长到人民军队高级教员，他走了九年。一名年轻听课学员曾悄悄问他：“王教员，当年江面风大吗？”他笑笑，只回一句：“风再大，船也得往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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