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春，北平的雪还没化完，四野机关已在景山脚下忙着进驻。三天后的干部会上，陈光被点了名——“要警惕居功自傲”。会场里人声嘈杂，他的拳头却攥得很紧。那一次批评，没有任何处分，却像一根倒刺，从此扎进心头。
陈光性子急。井冈山时，他带一个连守杜鹃山，日夜不合眼；长征抢泸定桥，他让二师四团一昼夜急行一百二十公里；平型关打完，他只睡了两小时就追着罗荣桓讨论残局。这样的节奏持续了二十多年，突然被安排去做城市治安，难免不适应。
1949年11月，陈光接到电令：“赴广州，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兼广州警备区司令。”他没多想，扛包就走。叶剑英站在站台迎他，两人握手，客套话一句没说。老战友之间，一抬眼就够。
广州的局面比预想更糟。散兵游勇、旧警察、常备自卫队混杂在巷子里，枪声时不时响起。陈光心急火燎，直接回宜章老家找来数百烈士子弟，办了个训练班，想像打游击那样把治安一口气抓下来。这招在山里有效，放到城市，问题立刻显现：组织程序全被他跳过了。
1950年2月，华南暖风刚起，叶剑英把陈光叫到司令部，泡了两杯龙井。寒暄几句后，叶剑英开门见山：“中央对你私办训练班有意见，你得考虑组织原则。”陈光眉毛一挑，“我没什么好考虑的！”一声脆响，他手掌落在茶几，茶水晃出几滴。屋里空气一瞬凝固。
两人都沉默了半分钟。叶剑英放低声音：“先把火压下去，错在哪儿，咱们摆事实讲道理。”这句话不过十五个字，却算作全场唯一的“台词”。陈光拎起军帽，推门而出，脚步很重，仿佛又在走泸定桥的铁索，只是这次桥下不是江水， 是组织纪律。
随后召开的广东军区党委生活会上，批评聚焦在“三项”：擅自扩编、财务混乱、对地下情报系统生疏。陈光听得心烦，所有意见一概顶回去。他的老搭档肖华后来回忆：“那会儿谁劝都没用，他像一把绷紧的弓。”叶剑英再次提醒，“军人也得过组织这一关。”可话落在陈光耳朵里，只换来一句：“无原则的批评不接受。”
情绪上的裂口终于影响了身体。1951年，陈光胃病加重，却仍日夜在外巡察。有一次夜查岗，他突然弯腰呕血，吓坏身边警卫。医生警告必须静养，否则随时出事。可他刚在病床上躺三天，就披衣下楼，嘴里念叨着“治安一天不稳，怎么睡得踏实”。
1953年，公安系统已逐步理顺，广州的凶案数字比接管初年下降了九成。可陈光的精神负担并未放松——对北平那场批评，他始终耿耿于怀。叶剑英派秘书送来一盒铁观音，外加一句话：“别钻牛角尖，部队需要你。”陈光把茶叶收下，却只回了一纸谢函，再无其他。
1954年6月，新安江水位上涨的同一天，陈光在武汉因胃出血抢救无效去世，年仅四十九岁。随身小木箱里，放着那封1945年毛泽东的亲笔信，纸角已被翻得发白。他的战功无人否认，奖章却停留在延安时期的二级红星。授衔制启动后，名单里缺了陈光，原因不只一次被讨论，又一次被搁置，历史留下空白。
回看陈光的一生，从湘南起义护出十二支步枪，到东北雪地里蹲伏指挥拉法战役，战场上他的判断屡屡救人于危急；然而走下前线，面对程序、条例和组织，昔日的果决却成了棱角。叶剑英苦口婆心，只求他肯把矛头先收回来，再谈功过。遗憾的是，这一次陈光没能像飞夺泸定桥那样稳稳踩过细铁索。
将军陨落，枪声已远。广州市档案馆的治安统计表格仍能证明，1950年的那场“硬管治安行动”确实奏效，只是代价是一个人紧绷到极限的神经。陈光把个人意志和革命意志看得一样重，分不开，也放不下。叶剑英那句“先把火压下去”留在办公室的空气里，再没有机会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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