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1879年5月，天津直隶总督府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是琉球国王尚泰的姐夫向宏德，剃发易服，历经艰险从福建赶来，只为向李鸿章递上一封求救信。信中只有短短一句话：“今日阻贡，行且废藩，终必亡国。”
此时的琉球，已经危在旦夕。早在1876年底，日本就开始阻挠琉球向清朝进贡，企图切断中琉之间持续了五百多年的宗藩关系。琉球国王秘密派人渡海求救，但福建官员犹豫不决，拖了半年才上报朝廷，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
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东京的大清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通过琉球使臣的密报和自己的观察，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日本的目标绝不只是琉球。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写道：“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及朝鲜……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预言。此后半个多世纪，日本正是沿着“琉球—台湾—朝鲜—东北—全面侵华”这条路步步推进的。
何如璋不是只会空谈的书生。在1878年4月写给李鸿章的长信中，他提出了应对日本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先发制人。趁日本国力未强、海军未成之时，直接派北洋舰队威慑琉球，逼迫日本退让。如果日本反抗，就抓住机会打垮其海军主力，“一举将其打残”，消除后患。
中策：据理力争的同时，支持琉球抵抗力量。一旦日本动武，就与琉球内外夹击，进退都有余地。
下策：通过外交谈判，联合西方列强向日本施压，争取和平解决。
何如璋还详细分析了日本的底细：明治维新刚十年，国家年收入不到1000万两白银（清朝同期超过8000万两），海军实力远不如北洋水师，陆军也只能动员不到10万人。他的结论很明确：此时的大清，完全有能力击败日本。
主管外交的李鸿章选择了下策。
李鸿章有他的理由。当时清朝看似处于“同光中兴”，实则危机四伏：
更重要的是，李鸿章对日本有清醒的认识。他知道日本学习西方比中国更彻底，迟早会成为大患。但他认为，清朝需要时间积蓄力量，“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
于是，一场外交拉锯战开始了。日本根本不理睬清朝的抗议，在1879年10月直接宣布“废琉球置冲绳县”，把琉球国王抓到东京软禁起来。
事情在1880年出现了戏剧性转折。日本突然提出“分岛改约”方案：把琉球南部的宫古、八重山群岛“还给”清朝，条件是修改《中日修好条规》，给予日本和西方列强一样的特权。
这个陷阱很阴险：清朝一旦接受，就等于承认日本对琉球其他岛屿的主权，还要向日本全面开放市场。更荒唐的是，总理衙门多数官员居然同意这个方案！
关键时刻，一个琉球人改变了局面。琉球王子老师林世功跑到北京，在总理衙门前拔剑自刎，留下血书：“琉球亡则东海危，东海危则大清难保。”
这一死震动了朝廷。李鸿章终于强硬了一次，提出“三不政策”：不签约、不承认、不妥协。琉球问题就此成为悬案。
如果我们回到1878年，采纳何如璋的上策，结果会怎样？
从实力对比看，清朝胜算很大：
退一步说，哪怕不能彻底打垮日本，只要在琉球问题上展现强硬姿态，就足以震慑日本多年。历史很可能因此改写：1894年甲午战争或许不会发生，台湾不会割让，朝鲜不会沦陷，甚至后来的侵华战争都可能避免。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李鸿章绥靖政策的结果是：
何如璋这个名字，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但他在147年前发出的警告，至今读来依然震撼。一个国家最大的危险，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自己的妥协；不是实力的不足，而是决心的丧失。
琉球问题至今仍是悬案——从法理上说，日本对琉球的统治从未获得合法承认。这或许是何如璋和李鸿章留下的唯一遗产：至少，他们没有在卖身契上签字。
历史不能重来，但可以镜鉴。当我们在东海、在南海面对新的挑战时，何如璋的故事提醒我们：有些机会，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来；有些原则，一旦退让就无法挽回。这，或许就是研究这段历史最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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