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脸色铁青，盯着跪在地上的汤恩伯，一字一顿：“你这个饭桶，给我跪下！”
话音未落，手杖已挥出。
众目睽睽之下，汤恩伯满头是血，站不起身，最后爬着出了会客厅，脸色煞白。
距孟良崮失利，已过去半个月。他迟迟不敢觐见，如今刚一露面，就迎来这场公开羞辱。
这一棍子，让堂堂“中原王”，彻底颜面扫地。
在蒋介石的将领体系里，汤恩伯不是最能打的，也不是最有声望的，却能始终身居高位。
因为他最擅长的不是打仗，而是上下打点。
黄埔出身、派系根正，加上长袖善舞，汤恩伯在蒋介石那里一度颇得信任。
其实他不是没打过胜仗。1930年的中原大战、南口一带对日作战，他确实拼过，手上也有实绩。但更让人记住的，是一连串令人尴尬的败局。
1931年，他率第二师在豫南潢川遭遇红四方面军。地形不熟，调度失误，结果被徐向前打了个措手不及，部队溃散，自己也被撤职查办。
但蒋介石对他尚有容忍，不到一年，又将他召回，恢复其第八十九师师长之职，仍被视为自己人。
真正的滑坡，发生在抗战中后期。彼时，汤恩伯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统辖五个集团军，兵力号称百万。
河南全境在其掌控之下，他也因此得了个外号：“中原王”。
可这位“王”，治理无方，任内河南连年天灾。水灾、旱灾、蝗灾轮番袭来，田地荒废，民不聊生。他非但不组织赈济，还借口“军事建设”征丁派款，强占民田，驱赶百姓，百姓走投无路，饿殍遍野。
地方传言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一句话：“水、旱、蝗、汤，河南四害”。
1944年，日本发起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中原会战，主攻方向直指郑州、洛阳。汤恩伯坐镇指挥，却迟迟不设防、不组织抵抗，反倒把精力放在防民而非御敌。
最终，两地相继失守，战线大乱，国军主力被迫向西全面撤退。
这次失误，蒋介石无法容忍。
他迅速下令将汤恩伯调离，由陈诚接管战区。陈诚上任后立即开会检讨战败原因，会议上直言不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话锋直指汤恩伯，言辞尖锐。
当众批评他指挥无能，还顺势吞并了其所部，彻底架空。
汤恩伯感到羞辱，私下抱怨道：“陈矮子这次整得我好苦。浙江人整浙江人，总有一天会整到他头上。”
然而此时的陈诚，是蒋介石最倚重的人。他的表态，就是蒋的态度。
不久，汤恩伯被调赴重庆。途经西安时，胡宗南设宴接待。
汤恩伯以为胡宗南是要给他设宴“压惊”，没想到却是再次当众羞辱。
胡宗南在席间开口，说这场宴会有两个目的：一是欢迎汤先生，二是请他就中原战役失败向在座军官做一份总结报告。
汤恩伯低头不语，脸色煞白。他没想到，连胡宗南这位“同乡”也来落井下石。
现场气氛骤冷。众人面面相觑，只得低声安慰几句，匆匆散席。
这一晚，汤恩伯彻底丢了面子。
汤恩伯的第三次“倒霉”，发生在1947年春。
那时，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已经失败。战场主轴被迫调整，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突破”，山东成了第一目标。蒋介石急于扭转颓势，命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将徐州、郑州两地部队重新编组为三个兵团，由汤恩伯担任第一兵团司令，主攻山东解放区。
汤恩伯明白，这是一次表忠心、洗刷前耻的机会。他当即调集主力，准备强攻鲁南。此时，华东野战军主动撤出正面阵地，转入内线，集中主力隐蔽至莱芜、蒙阴一带，意图诱敌深入。
结果，国民党方面果真中计。汤恩伯将对方撤退误判为溃逃，下令穷追猛打。为了“立功”，他甚至让部队昼夜急行军，拼命赶路。
整编七十四师是第一兵团中的王牌部队，也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嫡系重装师。
师长张灵甫性格骄傲，主动请战。汤恩伯满口答应，并发电鼓励：“匪来犯我，正是歼敌良机。贵师为全局枢纽，务必激励全体将士固守阵地，协同友军，痛击匪军。”
张灵甫接电，信心倍增，率部直插孟良崮。这是片起伏险峻的山地，四面皆为高坡，补给难以保障，地势不利突围，却便于围歼。
汤恩伯并非不知此地地形，但他低估了解放军的部署，也高估了张灵甫的能力。他没有组织侦察，也未安排预备队，仅靠空头命令指望七十四师“据险固守”。
张灵甫部队陷入山中，成为脱节的孤军。
当解放军大军合围，孟良崮上粮尽援绝，士兵惊慌失措，战斗秩序全面崩塌。汤恩伯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多次电催其他部队前往增援。
无论是从北线赶来的整编五师，还是由东南方向调动的二十五师、八十三师，全被华东野战军有力阻击，寸步难进。
5月1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山上混乱一片，无线电通讯失联，弹药断供，士兵倒在山崖与密林之间，七十四师被全歼，张灵甫战死。
战后，蒋介石震怒，亲口骂道：“你们统统是饭桶！汤恩伯是大饭桶，我要撤他的职！”
当即下令将汤恩伯撤职查办调岗。
可这还没完。
孟良崮失守后，汤恩伯惶惶不安，在外地拖延了半个月，不敢回南京领命。最终鼓起勇气入京见蒋，结果刚一进门就被怒火中的蒋介石当众训斥：“跪下！”
不容分说，蒋挥起手杖，当着顾祝同、白崇禧、陈诚等人面，狠狠抽打汤恩伯的头脸。棍影连挥，汤的额角裂开，血流满面。他跪在地上，不敢出声，只能任人观看。
打罢，他低着头，一言不发地爬出会客厅，面色苍白。
羞辱之后，汤恩伯跑去找陈仪，满脸是泪，说不想活了。陈仪劝慰良久，又四处疏通，找何应钦、张群、吴忠信为其奔走。
这次的确是汤恩伯的问题，但这时候蒋介石也没打算彻底抛弃他。
因为孟良崮战役之后，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横扫国民党军主力。
三大战役后，蒋介石手上基本没什么能打的牌了，只能被迫下野，让李宗仁顶上。
所以蒋介石不得不接着重用汤恩伯，任命他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继续留在军界，指挥40万大军。
所以说孟良崮惨败，是个大祸，却还不足以让蒋终生不原谅。
蒋真正记恨的，是之后另一件事。
1949年，汤恩伯兵败上海，狼狈南逃，彻底跌入人生低谷。
作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他本应坚守要地、固守门户。但上海战役一开打，仅十余天防线即全面崩溃，部队溃退如潮。
许多国民党高层都疑惑：装备精良、兵员充足，为什么打得如此不堪一击？
为了追责，蒋介石在台北下令召开“上海防卫战”失败检讨会。7月2日，会场设在市郊一间宾馆，军政高层悉数到场，所有参与防卫战的师以上军官无一缺席。汤恩伯也在受邀之列。
会议一开始便火药味十足。轮到罗泽闿发言时，这位第37军军长当众揭发：汤恩伯下令全线撤退时，独独未通知自己，导致全军被围剿，伤亡惨重，自己与副军长王大钧靠换装逃命才侥幸存活。随后，王大钧也站起发言，连番指责汤在部署与调度上的重大失误。
汤恩伯沉默不语。他心知肚明，这样的场面意味着什么：军中人缘尽失，台上立足将难。
更严重的事，还在后面。
1949年初，陈仪受命主政浙江，因对时局悲观，私下劝汤恩伯考虑“起义”。陈仪是汤早年留学日本的资助人，亦师亦父，汤改名“恩伯”，即出于感念陈仪的“知遇之恩”。
但此番劝说，让汤惊恐不安。他深知此事一旦走漏，性命不保。为保前程，汤恩伯反手将“恩师”举报。2月21日，蒋介石下令逮捕陈仪，罪名：通共嫌疑。
汤虽然立了“功”，却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他向蒋请命：“人可抓，但不能杀。”蒋口头答应。但一年后，蒋却反悔。1950年6月，准备处决一批“通匪高级将领”，陈仪在列。
汤恩伯急了，多次求见蒋介石未果，又转向张群、吴忠信求情，希望保下陈仪。蒋介石闻讯震怒，勒令汤亲自执行死刑。汤坚决拒绝，死活不肯背这个人情债。
最终，蒋交由陈仪妹夫袁守谦等人执行枪决。
自此之后，蒋彻底疏远了汤恩伯，台面上不动他，心里却早已划清界限。
陈仪事件后，汤恩伯在台湾政治军事体系中逐步边缘化。他郁郁寡欢，不愿抛头露面。私下，他早已谋划后路。1949年战局未定时，他便派亲信赴日置产，购下东京郊区一栋豪宅。
没想到，这事让路透社挖了出来。1950年2月2日，路透社发出快讯——“蒋介石通过高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
消息一出，蒋当场震怒，拍桌痛骂：“混账！怪不得东南溃败，他原来早准备跑路！”
同年3月，汤恩伯以“招募日籍志愿军”为由，试图飞往日本。登机时因未持签证被拦，他拒不下机，现场与机组争执。最终被军警强制带离。蒋认定他意图外逃，当即下令“限制出境”。
此后，汤恩伯心情愈发沉重。长年抑郁，健康急剧恶化。医生诊断其肝脏与十二指肠有病变，疑为癌变，建议尽快赴日治疗。
1954年春，病情恶化。家属再次上报“总统府”，这次蒋终于放行。5月26日，汤恩伯登上飞往东京的航班，住进当地医院。6月29日，他在手术中因大量失血抢救无效，终年56岁。
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只说了一句：“死了也好。”
这句冰冷的评语，为汤恩伯复杂的一生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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