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在临走前，会把自己最怕的事儿，在脑子里当成电影再过一遍？
没人知道。
但对陈诚来说，1963年那个秋天，这事儿八九不离十。
那会儿他正病着，躺在台北草山的官邸里，肝上的毛病折磨得他睡不安稳。
好不容易迷糊过去，人就掉进了第一个噩梦里。
梦里头，他好像年轻了几十岁，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指挥着千军万马，从海上冲向了大陆的滩头。
登陆异常顺利，顺利得让他心里发毛。
就在他下令部队继续往内陆打的时候，地平线上，突然冒出了数不清的解放军，跟潮水一样，红旗一卷，就把他的人马给淹了。
他在梦里大喊，却发不出声，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包了饺子，吓出了一身冷汗，人也醒了。
等他好不容易把狂跳的心压下去，再次睡着，第二个梦又来了。
这个梦更邪乎，没有枪炮声，也没有兵荒马乱。
他就一个人，穿着便服，好像是在哪个乡下地方视察。
可走着走着，就被一大群人给围住了。
这群人，一个个面黄肌瘦，衣服破得跟布条似的，伸着干巴巴的手，也不说话，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他。
那眼神，空洞得吓人。
他下意识地往口袋里掏，想摸点钱出来，给大伙分分。
结果，手在口袋里掏了个遍，从里到外，空的，一个子儿都没有。
这两个梦，一武一文，一个讲军事，一个讲民生，就像是有人在他脑子里提前演练了一遍“反攻大陆”的结局。
这不是什么神神叨叨的预兆，而是他跟蒋介石大吵一架之后，心里头那点儿仅存的理智，在梦里做的最后一次汇报。
这事儿，还得从1963年夏天说起。
那时候的蒋介石，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他觉得大陆刚闹完“大跃进”，元气大伤，苏联老大哥又跟北京掰了，国际上正是个好机会。
他盘算着，该动手了。
于是，他把时任“行政院长”的陈诚叫到了士林官邸，开门见山，让他回去准备，八月份就“反攻”。
蒋介石以为，他这位最信得过的“辞修”（陈诚的字），会像过去一样，立正敬礼，领命而去。
可他没想到，陈诚听完，脸上的表情不是兴奋，而是凝重。
陈诚清了清嗓子，开口了：“‘总统’，反攻是我们的本分，可现在是不是时候，我觉得，要不再想想？”
就这一句话，点着了蒋介介石的火药桶。
他“啪”一拍桌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指着陈诚的鼻子就骂开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怀疑国军不能打？
你这是动摇军心，给我搞破坏！”
那声音，震得屋里的茶杯盖子都嗡嗡响。
后来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写，说对陈诚太失望了，“辞修对我反攻复国计划根本失去信仰心”，觉得陈诚完全不顾及他这个“统帅”的脸面，“可痛”。
他觉得陈诚变了，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
可当时的陈诚，也是豁出去了。
他面对的，不光是他的“总统”，还是他名义上的“干岳父”（陈诚娶了谭延闿的女儿，谭与蒋是拜把兄弟，故有此说）。
但他没怂，也站了起来，脖子都红了：“‘总统’这么说，就是怀疑我陈诚的人格！
我们反攻，不是去送死，最起码也得是拼命！
可我们拿什么让弟兄们去拼命？
光说把人运过去，船呢？
运输船都不够，你不给交通部门时间，他们从哪儿给你变出来？
两个人就这么在办公室里顶着牛，眼看就要彻底闹掰。
陈诚的日记里说，当时“正吵得厉害”。
还好宋美龄听见动静不对，赶紧跑过来打圆场，一边劝着蒋介石，一边给陈诚使眼色。
最后，总算是把蒋介石的火气给按了下去，把“马上动手”改成了“抓紧准备”。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关于打不打仗的争论。
可往深里看，这根本就是两种想法的对撞。
一种，是蒋介石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在脑子里画出来的大饼；另一种，是陈诚这个当过兵、管过家的“明白人”，算出来的柴米油盐账。
陈诚敢当面跟蒋介石拍桌子，也不是一时冲动。
那会儿的他，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被称作“小委员长”的红人了。
他的位置，正一点一点地被挪走，好给另一个人腾地方——蒋经国。
时间往前倒，早在1949年底，蒋介石刚到台湾，脚跟还没站稳。
蒋经国掌控的特务机关就放出风声，说美国人要拿钱换人，条件是让吴国桢当“台湾省主席”。
这风声是真是假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冲着谁来的。
陈诚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当时正兼着这个职务。
与其等着被“请”走，不如自己识趣点。
于是，他主动请辞，把实权交了出去。
这只是个开始。
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后来回忆说，国民党搞改造，中央委员从二十五个人砍到十六个，“就把和我父亲有关系的人全拿下去了”。
这刀法，快、准、狠，一看就是高手所为。
谁是那个高手？
大家心照不宣。
陈履安把话给挑明了：“政治上就是这样，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不走，后面的人就上不来，你就成了别人的目标。”
更让蒋介石心里犯嘀咕的，是陈诚跟胡适、梅贻琦这些自由派的读书人走得很近。
外头好事的人，把他们几个叫“商山四皓”。
这典故，蒋介石懂。
秦朝末年，四个老先生看不惯朝政，躲进商山里。
后来刘邦想废太子，还是靠这四个人出山才稳住。
蒋介石一看，好啊你陈诚，这是在学古人，给自己找后路，准备等我哪天不行了，出来辅佐“新君”？
还是想跟我儿子别苗头？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得咬牙切齿：“跟这些人搞在一起，怎么搞在一起？”
这一切，陈诚心里都有数。
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叹气：“老‘总统’对我期望还是很殷切，但是对我的疑虑实在是太深。”
一边用着你，一边防着你，这种日子，换谁都憋屈。
所以，当蒋介石提出那个不着边际的“反攻”计划时，陈诚的反对，就不光是一个军人对战局的专业分析了。
这里头，还掺杂着一个被架空、被猜忌的政治人物，最后的清醒和硬气。
他知道，这一仗要是听了蒋介石的，打输了，他陈诚就是头号罪人；万一打赢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那功劳也落不到他头上，反而更招猜忌。
横竖都是死路。
现在，再回头看他那两个梦。
第一个梦，登陆之后被解放军包围。
这不是瞎想，这是他血的教训。
想当年在东北，他指挥的几十万大军是怎么没的？
他跟解放军交过手，吃过大亏，知道对方的厉害。
他心里清楚得很，就凭台湾当时那点儿家底，几十万兵，几十条破船，冲过海峡，那不叫“反攻”，那叫“千里送人头”。
这个梦，就是他作为一个败军之将的本能，在警告他自己：别去，去了就是死！
第二个梦，被老百姓围着要饭，自己口袋里却一毛钱都没有。
这就更扎心了。
他当过“行政院长”，管过整个台湾的家。
他搞过土地改革，知道老百姓要的是什么。
他更知道，打仗打的是钱，是后勤。
当时台湾的经济，全靠美国人给的钱撑着，每年财政都紧巴巴的，哪有余钱去支撑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
梦里那个空空的口袋，不光是他陈诚的口袋，是整个蒋介石政权的口袋。
口袋里没钱，你怎么打仗？
就算侥幸打过去了，拿什么去安抚大陆亿万民心？
这两个梦，一个是军事账，一个是经济账、民心账。
两本账算下来，结果都是同一个字：输。
那场争吵之后没多久，陈诚的“行政院长”也干到头了。
他彻底成了一个闲人，在忧愤和病痛里，熬了不到两年就走了。
他用自己最后剩下的那点政治生命，给蒋介石那辆快要失控的战车，踩了一脚刹车。
这一脚，保住了台湾几十万士兵的命，也让那个风雨飘摇的小岛，免于一场灭顶之灾。
他死后两年，台湾街头的墙上，“光复大陆”的红漆大字，还在风吹日晒里，一层盖着一层地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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