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葛亮躬耕地四次座谈会上，石泉以“历史地理沿革”为幌子抛出的“隆中属汉代南阳郡邓县”论调，堪称学术圈牵强附会、歪曲史实的反面教材。这位自诩“荆楚历史地理权威”的学者，全然抛弃考据学“无征不信”的基本准则，靠着对正史文献的刻意曲解、对古今地名的强行嫁接、对行政区划边界的肆意篡改，炮制出一套服务于地方文旅利益的谬论，其论证体系从头到脚充斥着主观臆断与学术投机的恶臭。
一、对汉代南阳郡与南郡边界的蓄意篡改：沔水为界铁证下的睁眼说瞎话
石泉在其论证中最核心的“杀手锏”，便是宣称“汉代南阳郡与南郡的边界并非以沔水（汉江）为界，隆中虽在沔水之南，却属南阳郡邓县管辖”。为支撑这一荒诞结论，他不惜对《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权威史料进行手术刀式的切割——刻意忽略《汉书》中“南阳郡，秦置，县三十六，治宛；南郡，秦置，县十八，治江陵”的明确记载，无视两郡自秦代以来便以沔水为天然分界线的铁律，甚至杜撰出“邓县疆域跨沔水两岸”的虚假说法。
事实上，汉代正史中关于南阳、南郡的边界记载清晰得如同白昼。《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此处的邓县明确位于沔水之北；《后汉书·岑彭传》记载东汉初年岑彭伐蜀，“军于邓，进拔夷陵”，进一步佐证邓县治所及核心疆域均在沔水北岸。而隆中地处沔水之南，在汉代属南郡襄阳县，这是历代正史地理志一脉相承的共识，从未有任何一条汉代文献提及邓县管辖沔南区域。石泉所谓“跨沔而治”的说法，既无汉代文献佐证，也无考古发现支撑，纯属为了将隆中塞进南阳郡版图而凭空捏造的空中楼阁。更可笑的是，他竟拿后世南北朝时期的行政区划倒推汉代疆域，用几百年后的地名变迁否定汉代的边界划定，这种“以今律古”的操作，无异于拿着明清的地图论证唐代的州县，堪称学术考据的低级笑话。
二、对《水经注》记载的断章取义与恶意嫁接：郦道元原著被改得面目全非
石泉论证的另一大“依据”，是援引《水经注》中“沔水又东径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一句，强行嫁接“南阳郡邓县”的后缀。但他刻意隐瞒了一个关键事实：现存版本《水经注》中“隆中属南阳邓县”的说法，并非北魏郦道元的原文，而是明清时期襄阳地方文人在编纂方志时，为拔高隆中地位而擅自添加的篡改内容。
通过比对《永乐大典》残卷本《水经注》与宋刻本《水经注》可以发现，郦道元原著中仅记载“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孔明尝游于此”，根本没有“属南阳邓县”的字样。宋本《水经注》作为现存最早的版本，其文献价值远高于明清时期经过地方文人篡改的版本，这是学界公认的常识。而石泉却故意绕开宋本与永乐大典本，专挑被篡改过的晚出版本奉为圭臬，这种“择其所需、弃其所恶”的文献选用方式，哪里是做学术研究，分明是做利益的传声筒。更无耻的是，他还将《水经注》中“邓县”的地理位置偷梁换柱，把汉代邓县（今河南邓州）与后世襄阳附近的“邓城”混为一谈，靠着混淆古今地名的把戏，完成了一场卑劣的学术碰瓷。
三、对考古实证的选择性无视：南阳卧龙岗与隆中遗迹的双重标准
在考古实证面前，石泉的论证更是不堪一击，其学术双标的嘴脸暴露无遗。对于南阳卧龙岗出土的汉代陶俑、三国时期的瓦当等汉代遗存，石泉一概斥之为“后世伪造”，哪怕这些文物经考古部门鉴定确属汉代遗存，他也视而不见；而对于襄阳隆中那些清一色明清时期修建的“诸葛草庐”“三顾堂”，他却奉若至宝，将这些晚了近千年的建筑当作“躬耕地铁证”。
这种双重标准的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偏袒。南阳卧龙岗的考古发现，形成了从汉代到明清一脉相承的文物链，完整印证了《三国志》中“亮躬耕于南阳”的记载；而隆中景区现存的所谓“诸葛遗迹”，最早的不过是唐代碑刻，且碑文中仅提及“孔明尝游于此”，从未有“躬耕”的表述。石泉对南阳的考古实证百般诋毁，对隆中的后世建筑却大肆吹捧，这种无视实物证据、只认利益立场的做法，彻底背离了考古学“以物证史”的核心精神。说到底，他关心的从来不是历史真相，而是如何用学术包装地方的文旅诉求。
历史的真相，从来不会因某些人的刻意篡改而改变。汉代南阳郡与南郡的沔水边界是铁证，《三国志》“躬耕于南阳”的记载是铁证，南阳卧龙岗的考古发现是铁证。石泉的谬论，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朵转瞬即逝的污浊浪花，终究会被真相的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而他这种为了利益出卖学术良知的行径，也必将被钉在历史考据的耻辱柱上，为后世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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