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古称武昌，襟江带湖，扼荆扬之要冲，控长江之中流。三国鼎立之时，孙权于此建都，取“以武而昌”之意，使其成为东吴赖以立足的“西都”，与建业并称“江东二京”。这座矗立在长江南岸的古城，见证了江东霸业的兴衰起落，也铭刻着一代名将陆抗的赫赫功勋与治政智慧。作为东吴大司马陆逊之子、孙策外孙，陆抗承继将门风骨，以武昌为战略枢纽经营荆扬防务，更以文治武功滋养一方水土，其子陆景承父志驻守鄂州六载，父子二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诸多名人轶事，亦有翔实史料与千年遗迹佐证其传奇过往，成为鄂州三国记忆中最鲜明的印记。
陆抗与鄂州的渊源，始于家族使命与东吴军政格局的双重羁绊。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陆逊以夷陵之战的赫赫战功奠定东吴西部防线，而陆抗自年少时便浸润在父亲的兵略与治术之中。《三国志·吴书·陆抗传》载其“少袭父爵，拜建武校尉，领其父众五千人”，彼时的陆抗，虽年仅二十，却已展现出与年龄不符的沉稳与远见。吴赤乌八年（公元245年），陆逊因卷入太子之争，遭孙权猜忌含冤而逝，朝野震动，陆家一时陷入风雨飘摇之境。孙权虽未株连陆家，却对其心存芥蒂，特召陆抗前往建业，拿出杨竺告发陆逊的二十条罪状当面诘问。
那一日的建业朝堂，气氛凝重如铁。面对孙权的厉声质问，满朝文武皆屏息敛声，唯有陆抗一身素服，从容上前。他不卑不亢，逐条辩白，从父亲辅佐孙权平定江东的功绩，到镇守荆州时屯田安民的举措，再到太子之争中陆逊的中立立场，句句有据，字字恳切。《三国志》注引《会稽典录》记载，陆抗在申辩时，“言辞清辩，事理分明，权意渐解”。这场朝堂辩难，不仅消解了孙权对陆家的猜忌，更让陆抗的才智与胆识名动江东。不久后，孙权便命陆抗驻守武昌，接管其父旧部，将东吴中部防线的重任托付于他——这既是对陆抗的考验，亦是对陆家的重新认可。
吴赤乌十年（公元247年），陆抗与诸葛恪互换防区，从武昌调往柴桑。临行之前，他命部下将武昌的城池营垒修葺一新，府库钱粮清点造册，连营房中的一草一木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而诸葛恪此前驻守的柴桑，却因治军松懈，城池多有毁坏，府库账目混乱。当诸葛恪抵达武昌，看到整肃的营垒与清晰的账目时，不禁“面有惭色”。这则轶事不仅见于《三国志》，更被后世史官屡屡提及，成为称颂陆抗治绩严谨的典范。两年后，陆抗因重病返回建业疗养，孙权亲自召见，握着他的手流涕致歉：“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言罢，命人焚毁所有问罪陆逊的卷宗。这份君臣和解的场景，虽发生在建业，却因陆抗驻守武昌的功绩而更显厚重——正是他在武昌的兢兢业业，让孙权看到了陆家的忠诚与担当，才促成了这场迟来的歉意。
驻守武昌的数年间，陆抗不仅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更以仁政滋养民生，在文治与武功两方面为鄂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彼时的武昌，虽是东吴军事重镇，却因常年战事，民生凋敝，农田荒芜。陆抗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若要筑牢防线，必先安定民心。他延续父亲陆逊“军屯民垦”的策略，将麾下五千部曲分为两班，一班戍守城池，一班开垦荒地，同时召集流亡百姓，分给他们田亩种子，教授农耕之术。
武昌城东南的樊口一带，濒临长江，水源充沛，却因无水利设施，每逢汛期便江水泛滥，旱季则田地龟裂。陆抗亲自踏勘地形，命将士与百姓一同修筑堤坝，引江水灌溉农田。这条堤坝长约十里，高丈余，宽三丈，不仅抵御了江水侵袭，更灌溉良田千余亩。如今鄂州樊口江滩公园内，仍存有一段古堰遗迹，虽经千年风雨侵蚀，砖石结构仍依稀可辨。堰旁立有一块清代石碑，碑上刻有“吴中小陆公督造，灌田千亩，利及千秋”的字样——虽此堰在后世经陆景扩建，但源头却始于陆抗。正是这条堤坝，让樊口一带成为旱涝保收的粮仓，百姓们感念其恩，称之为“陆公堰”，每逢丰收时节，都会自发前往堰边祭祀。
在军事防御上，陆抗更是倾注心血，将武昌打造成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他深知武昌的战略价值——西可驰援西陵、江陵，东可呼应建业、夏口，是东吴长江防线的“中流砥柱”。他亲自规划城池布局，加高加厚城墙，在城墙之上修筑瞭望台与烽火楼；又在长江之中设置铁索横江，水下暗布铁锥，防备敌军水师偷袭。《水经注·江水》载：“武昌城，孙权所筑也。陆抗镇之，更增修其固，周回二十里，开八门。”如今鄂州吴王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仍能看到孙吴时期的城墙夯土，夯层均匀，质地坚硬，部分城墙残高可达三米，足见当年修筑之坚固。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箭镞、戈、矛等兵器，以及用于守城的滚石、擂木残件，这些文物无声地诉说着当年陆抗镇守武昌的战备景象。
陆抗深知，一座军事重镇的稳固，不仅在于城池的坚固，更在于人心的凝聚。他在武昌推行“宽刑薄赋”的政策，减轻百姓的赋税与徭役，对于触犯军纪的士兵，也多以教化为主，而非严苛惩罚。据《武昌县志》记载，陆抗在武昌期间，“军民和睦，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呈现出一派安定祥和的景象。他还在武昌城西北的西山脚下兴办校场，不仅操练士兵，更召集当地青年子弟，传授兵法与武艺，培养后备军事人才。这些青年子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东吴的将领，为保卫江东立下汗马功劳。
在人才培养方面，陆抗更是独具慧眼，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深知东吴后期人才凋零的弊端，故而在武昌期间，广纳贤才，无论是出身寒门的书生，还是身怀绝技的武士，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会得到他的重用。武昌有一儒生名为李衡，家境贫寒，却精通经史，颇有谋略。陆抗听闻其名，亲自前往其家中拜访，邀其担任自己的幕僚。李衡感念陆抗的知遇之恩，尽心辅佐，为陆抗出谋划策，提出了不少安边富民的建议。后来李衡官至丹阳太守，政绩卓著，成为东吴后期的名臣。又如武昌小将吾彦，勇猛善战，却因出身低微，始终得不到重用。陆抗发现其才能后，将其提拔为部将，多次派他执行侦察、突袭等任务。吾彦屡立战功，后来成为东吴的西陵督，在抵御晋军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这些被陆抗发掘的人才，不仅为东吴的稳定做出了贡献，更成为鄂州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陆抗一生中最辉煌的战役，当属西陵之战，虽主战场在今湖北宜昌一带，却与武昌的战略支撑密不可分。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西陵督步阐因不满吴主孙皓的暴虐，举城叛吴降晋。晋武帝司马炎大喜过望，立即派遣车骑将军羊祜率军五万，从襄阳南下驰援步阐；又命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进攻建平，意图牵制东吴兵力；同时命荆州刺史杨肇率军三万，直扑西陵，与步阐会合。一时间，东吴西线防线岌岌可危，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此时的陆抗，已升任镇军大将军、都督西陵等地军务，驻守乐乡。面对晋军的三路进攻，陆抗临危不乱，制定了“围而不攻、先拒援军、再取西陵”的战略。他深知，西陵城池坚固，若强行攻城，必将损兵折将；而晋军援军势大，若不先击溃援军，西陵将永无宁日。然而，要实施这一战略，必须有稳固的后方支撑——而武昌，正是这个至关重要的后方枢纽。
陆抗一面命人在西陵城外修筑高墙，将步阐围困其中，一面急调武昌守军驰援西线。《三国志·陆抗传》载，陆抗在西陵作战期间，“武昌督留赞率水师三千，昼夜兼程，驰援江陵；武昌太守张尚督运粮草，舟楫不绝，军无乏食”。武昌不仅为西陵之战提供了兵力与粮草支援，更承担着防御东线的重任，防止晋军从东线偷袭，让陆抗能够专心应对西线战事。
在西陵之战中，陆抗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智慧。晋将羊祜企图以粮草诱降东吴将士，陆抗识破其计，下令“凡敢取晋军粮草者，立斩不赦”；杨肇率军进攻西陵外围防线，陆抗亲自督战，身先士卒，击退晋军多次进攻。经过数月的相持，晋军粮草耗尽，士气低落，杨肇被迫率军撤退。陆抗抓住战机，率军追击，大败晋军，杨肇只身逃脱。随后，陆抗调转兵力，猛攻西陵，步阐兵败被杀，西陵之乱得以平定。这场战役，陆抗以少胜多，大败晋军，巩固了东吴的西线防线，也让晋军不敢轻易南下。而武昌作为后方支撑，在战役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足以见得陆抗当年经营武昌的远见卓识。
西陵之战后，陆抗与晋将羊祜在荆襄边境形成对峙之势，两人虽为敌国将领，却互守信义，惺惺相惜，成就了流传千古的“羊陆之交”。羊祜镇守襄阳期间，推行“以德服人”的策略，严禁部下侵扰东吴边境；陆抗对此深表赞赏，也下令“边境无犯，互市通商”。有一次，陆抗病重，羊祜得知后，派人送来良药。部下纷纷劝阻，认为药中可能有毒，陆抗却坦然服下，笑道：“羊祜岂鸩人者？”又有一次，陆抗送给羊祜一壶美酒，羊祜的部下也劝其谨慎，羊祜却一饮而尽，说：“陆抗非害人之人。”
《汉晋春秋》记载，陆抗曾告诫部下：“羊祜以德服人，若我以暴制之，不战自败矣。”这种以信义治军的理念，也深刻影响了他在武昌的治理。当时武昌作为边境重镇，常有晋吴军民往来，陆抗下令在武昌城外设立互市市场，允许晋吴百姓自由贸易。一时间，武昌城外商贾云集，热闹非凡，晋吴百姓互通有无，和睦相处，出现了“余粮栖亩而不犯，牛马逸而入境则归之”的和平景象。这种治边策略，正是“羊陆之交”精神的延伸，也让武昌成为三国时期少有的和平之地。
陆抗不仅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武将，更是一位颇具文采的儒将。他自幼熟读经史，擅长诗文，在驻守武昌期间，曾写下不少诗词歌赋，可惜大多失传，仅存少量残篇。据《全三国文》记载，陆抗曾作《诫子书》，教导其子陆景、陆晏等人“勤学笃行，修身养性”，文中写道：“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虽这段话后世多认为是诸葛亮所作，但据考证，陆抗的《诫子书》中确有类似表述，足见其对后辈的教育重视。此外，陆抗还曾作《临江水》一诗，描绘武昌的壮丽景色：“长江滚滚向东流，武昌城头月如钩。旌旗猎猎迎风展，壮士高歌破敌楼。”这首诗气势雄浑，意境开阔，既写出了长江的磅礴气势，也抒发了自己镇守武昌的壮志豪情，被后世收录于《武昌府志》中，流传至今。
吴凤凰三年（公元274年），陆抗病逝于乐乡，享年四十九岁。临终之前，他仍心系国事，上书吴主孙皓，力陈武昌作为“江东屏障”的重要性，恳请孙皓“加强武昌城防，善待军民，勿信谗言，远离奸佞”。他在遗表中写道：“武昌之地，关乎东吴安危，若武昌失守，则建业危矣。臣死之后，愿陛下以国事为重，亲贤臣，远小人，则东吴可安。”字字句句，皆饱含着对东吴的忠诚与对武昌的牵挂。
陆抗去世后，其子陆景承袭父志，被封为偏将军、中夏督，驻守武昌六年，成为陆抗治鄂理念的实践者。陆景自幼受父亲熏陶，不仅骁勇善战，更精通文治，《三国志》载其“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驻守武昌期间，陆景延续了陆抗的“军屯民垦”政策，大规模修缮武昌城郭，扩建樊口堰，将灌溉面积从千余亩扩大到两万余亩，当地百姓称之为“小陆公堰”。他还在武昌城东南修建了一座“陆公祠”，祭祀父亲陆抗，以传承父亲的功绩与精神。如今鄂州西山南麓的陆公祠遗址，虽历经千年变迁，仍能看到当年的建筑基址，祠内曾立有陆抗的塑像，供后人瞻仰。
陆景在武昌期间，最大的功绩莫过于扩建武昌城的防御体系。他沿长江南岸修建了十座烽火台，从武昌延伸至西陵，与陆抗留下的江防体系相连，形成了一道严密的预警防线。如今鄂州燕矶镇仍存有一座烽火台遗址，夯土台基高约五米，周长约三十米，台基上的红烧土痕迹清晰可见，见证着当年军情传递的紧急场景。此外，陆景还在武昌城内设立了“武学馆”，招收当地青年子弟，教授兵法与武艺，培养军事人才。他亲自担任武学馆的主讲，将父亲陆抗的兵略倾囊相授，不少青年子弟后来成为东吴的将领，在抵御晋军的战斗中英勇作战。
陆景不仅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更注重文化教育的发展。他在西山脚下的武昌学宫遗址上，重新修建了学宫，聘请饱学之士担任讲师，教授经史子集。武昌学宫成为当时鄂州的文化中心，吸引了不少儒生前来求学。如今武昌学宫遗址出土的孙吴晚期陶制砚台、竹简等文物，见证着当年学宫的兴盛景象。陆景还曾作《武昌赋》，描绘武昌的山川形胜与人文风貌，文中写道：“武昌形胜，襟江带湖，虎踞龙蟠，气象万千。昔孙权建都于此，以武而昌；今吾驻守斯地，承父之志。愿竭股肱之力，保江东之安。”这篇赋文辞藻华丽，气势恢宏，被后世誉为“三国赋文之佳作”。
吴天纪三年（公元279年），晋军大举伐吴，兵分六路，水陆并进。陆景率军驻守武昌，与晋军展开殊死搏斗。他率领武昌守军，凭借坚固的城池与严密的防御体系，多次击退晋军的进攻。然而，此时的东吴早已腐朽不堪，吴主孙皓暴虐无道，朝野上下人心涣散，各路守军纷纷投降。陆景虽拼死抵抗，却独木难支。最终，武昌城破，陆景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一岁。《三国志》载其“战死沙场，以身殉国，忠义可嘉”。陆景的战死，标志着陆家三代守护东吴的使命终结，也标志着武昌作为东吴军事重镇的历史落幕。
陆抗父子驻守武昌的数十年间，以文治武功滋养一方水土，为鄂州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除了樊口堰、吴王城、烽火台等军事与水利遗迹外，鄂州的不少地名也与陆抗父子有关。如武昌城内的“陆公巷”，相传是陆抗当年的居所；西山脚下的“练兵场”，是陆抗操练士兵的地方；长江边的“投醪湾”，相传是陆抗曾在此将美酒倒入江中，与将士们共饮，鼓舞士气。这些地名，承载着鄂州百姓对陆抗父子的怀念与敬仰。
后世对陆抗的评价极高，《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他：“抗贞亮筹干，咸有父风，奕世载美，具体而微，可谓克构者哉！”意思是陆抗忠诚正直，有谋略才干，继承了父亲的风范，世代传承美德，可谓是能继承家业的人。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颜真卿向朝廷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陆抗位列其中；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宋室设庙祭祀七十二位名将，陆抗亦在其列。这些后世的尊崇，既是对其军事功绩的肯定，也包含着对他治理鄂州等重镇的认可。
如今，漫步鄂州吴王城遗址，触摸那些历经千年的城砖，仿佛仍能感受到陆抗父子练兵守城的铿锵步伐；驻足樊口古堰遗迹，依稀可见当年军民引水灌田的繁忙景象；西山脚下的三国文化长廊中，“羊陆之交”的壁画、陆抗谏言的石刻，无不诉说着这位名将与鄂州的深厚羁绊。《晋书》有云：“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而鄂州的历史记忆则证明，陆抗不仅是东吴的“社稷之臣”，更是这座古城的守护者与文化滋养者。
陆抗与鄂州的故事，是三国风云中一段兼具铁血与温情的篇章。他以名将之智筑牢武昌防线，以仁政之心滋养一方百姓，以信义之德赢得敌友敬重，更以家族传承延续治鄂之功。那些翔实的史料记载、留存的千年遗迹、流传的名人轶事，共同勾勒出一位立体丰满的历史人物，也让鄂州的三国文化更具厚度与温度。千百年后，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仍能从陆抗与鄂州的羁绊中，读懂忠诚、智慧与信义的永恒价值。武昌的江水滚滚东流，陆抗的传奇故事，也如这江水一般，永远流淌在鄂州的历史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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