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17日,南京那边发了一份沉甸甸的名单。

这是长城抗战后的论功行赏,49枚象征最高荣誉的“青白”勋章就这样发了下去。

这名单上有位高权重的上将宋哲元,也有冲锋陷阵的连排级军官,甚至连那个仗打了一半就被撤编去欧洲“考察”的军长徐庭瑶,后来都补领了一枚。

可偏偏人们翻遍了名单,就是找不到那个名字——第25师副师长,杜聿明。

这就怪了。

论资历,他是黄埔一期的大师兄;论职务,他是前线的实际指挥官。

为何偏偏漏了他?

坊间流言一下子就传开了,都说是顶头上司关麟征公报私仇,借机压制这个老冤家。

但这口黑锅,关麟征还真背不动。

真正把杜聿明挡在功劳簿之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在古北口战场上,面对绝境时犯下的两个致命昏招。

把时间轴拉回二十年代,咱先得把这俩人的恩怨捋清楚。

关麟征和杜聿明,确实是天生的冤家,这两人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

关麟征是典型的陕西冷娃,性格张狂,带兵霸道,那是出了名的“顺我者昌”。

在他手下,陕西籍的黄埔生大多飞黄腾达,唯独杜聿明是个例外。

杜聿明表面看着忠厚温顺,实则骨子里倔强得像头驴。

他不是那种只会听喝的点头虫,这让习惯了一言堂的关麟征怎么看怎么别扭。

但要是说关麟征因此就在勋章这事儿上使绊子,那是太小看这位“关铁拳”的格局了。

因为在两人不算融洽的关系底下,压着两笔沉甸甸的恩情账。

这第一笔,是私恩。

1924年,这帮陕西愣头青跑到广州考黄埔军校时,一期招生早就截榜了。

就在大家准备灰溜溜回家或者等明年考二期的时候,是杜聿明动用了家里的关系,辗转找到了大元老于右任。

正是靠着这层硬关系,关麟征这帮人才获得了补考机会,挤进了黄埔一期的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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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黄埔一期和二期,听着只差一期,日后的前程可是天差地别。

这是改变命运的大恩。

这第二笔,是公恩。

1932年蒋介石围剿鄂豫皖苏区,那时候关麟征还是个旅长,在霍邱被红军打得丢盔弃甲,差点就把命交代在那儿了。

关键时刻,又是杜聿明率领第24团像把尖刀一样插进去,硬生生把关麟征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要是没有杜聿明这次死战,关麟征哪还有后来的“十荡十绝”?

所以,无论从公还是从私,关麟征都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去压制杜聿明。

事实上,在后来的任职鉴定里,关麟征对杜聿明的评价全是溢美之词。

既然不是上司穿小鞋,那原因只能回归到战场本身。

1933年3月,长城抗战最惨烈的一幕在古北口拉开大幕。

这时候的局势,用“烂透了”来形容都不为过。

东北军那是兵败如山倒,热河防线像纸糊的一样被日军捅穿。

负责殿后的107师在黄土梁顶了几天,实在扛不住了,只能往古北口撤。

接防的是张廷枢的112师,这支部队也没好到哪去,在长城一线也就坚持了一天,脚底板就开始抹油。

就在这节骨眼上,关麟征带着第25师赶到了。

刚到前线,枪炮声没听见多少,倒是看见友军先快打起来了。

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师长张廷枢正剑拔弩张,争得面红耳赤,争论的核心就一个字:撤。

这下可炸了锅。

东北军内部派系林立,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嫡系,112师是张作相的老底子,让谁顶在前面送死谁都不乐意。

现在中央军的第25师来了,矛盾立马转移:你们嫡系不是能打吗?

你们上!

王以哲想让关麟征接替112师的一线阵地。

关麟征也不是傻子,这时候顶上去就是给东北军当炮灰,于是他提出一个条件:接防可以,但我守二线,你们得在一线再顶一阵。

双方僵持不下,战机稍纵即逝。

这时候,杜聿明站出来说话了。

他对关麟征建议:“既然他们不想打,逼着他们在前面也是临阵脱逃。

不如咱们大方点,接了一线阵地,让他们守侧翼。”

这话听着大义凛然,也符合战术逻辑——缩短防线,互相依托。

但杜聿明犯了一个书生气的错误:他高估了友军的节操。

把自己的侧翼交给一心想逃跑的友军,这跟自杀有什么区别?

关麟征当场否决,坚决不干。

最后折中方案:112师必须守一线,25师守南城两翼。

结果不出所料,战斗刚一打响,112师留在前线那个团连个像样的抵抗都没有,撒腿就跑。

日军瞬间占领古北口关口,兵锋直指第25师侧背。

关麟征为了堵窟窿,亲自率队冲锋,结果被手榴弹炸伤,不得不退出战场。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战场的指挥权交到了杜聿明手里。

也是从这一刻起,杜聿明暴露了他作为指挥官最大的短板。

关麟征负伤下火线,杜聿明接手的是一个危局,但绝非死局。

当时112师不战而退,防线左翼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这时候摆在杜聿明面前的有两条路:上策是收缩兵力,死守中路要点,然后且战且退,利用地形节节抗击。

因为这时候第25师已经是孤军奋战,根本没有兵力去填那个无底洞。

下策是拆东墙补西墙,试图维持一条根本不存在的完整防线。

遗憾的是,向来以“稳重”著称的杜聿明,选择了下下策。

他担心夜间撤退会引发全线崩盘,于是下令部队向左翼延伸,企图把112师留下的那个大窟窿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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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兵力本来就不足,战线还要拉长,结果只能是处处薄弱。

日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次日进攻,他们根本没理会杜聿明苦心经营的两翼,而是一记重拳直接砸在兵力空虚的中路。

防线瞬间被撕裂,日军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了第25师的师部。

这一招“黑虎掏心”直接把杜聿明打懵了。

古北口镇一丢,两翼的部队连撤退的路都被切断了,只能分散突围。

本来是有组织的撤退,变成了漫山遍野的溃败。

第25师在长城抗战中伤亡惨重,一大半都折损在这个撤退的路上。

如果说这是杜聿明的第一败笔,那接下来的误判简直就是送命题。

就在防线摇摇欲坠的时候,前出的145团报告遭到日军猛攻。

杜聿明一听,大惊失色,立刻从中路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兵力里,又抽调了一部分去增援。

他以为日军的主力在攻击145团,却不知道那不过是日军第8师团的骑兵联队,只有区区五六百人。

在山地攻坚战中,这点骑兵也就是起个骚扰作用,根本啃不动一个团的阵地。

杜聿明把骑兵当成了主力步兵,把宝贵的预备队填到了错误的地方。

这一调动,中路彻底空了。

日军主力步兵趁虚而入,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垮了第25师最后的防线。

长城抗战的失利,成了杜聿明军旅生涯的一个缩影。

纵观杜聿明的一生,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规律:打顺风仗,他猛得像只老虎,甚至能跟林总掰掰手腕;可一旦打逆风仗,或者情报不明的时候,他的表现甚至不如他的部下廖耀湘

这就是杜聿明的致命弱点:对敌情的判断总是犹豫不决,且往往出错。

这种“判断失误综合征”在他后来的战例中反复发作。

昆仑关战役,也是第5军的成名战。

开打前,杜聿明又看走了眼,把日军坚固的主阵地当成了前哨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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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哨阵地打了就跑,主阵地可是要死磕的。

结果第5军一头撞上去,崩掉了满嘴牙。

等杜聿明反应过来重新调整部署,日军两个大队的援兵已经到了。

本来能速战速决的仗,硬是打成了血肉磨坊。

还有那次最惨痛的远征军撤退。

当得知日军占领腊戌切断归路时,杜聿明再次判断失误。

他以为占领腊戌的是日军第56师团的主力,吓得不敢决战,带着几万大军钻进了吃人的野人山。

实际上呢?

那不过是日军的一个快速纵队,只有几辆坦克和一千来号人。

当时杜聿明手里可是握着第5军三个师加上孙立人的新38师,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

如果他当时能准确判断敌情,一声令下平推过去,完全可以打通回国之路,那四万多埋骨荒野的将士本可以活着回家。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再回到1935年的那份名单。

“青白”勋章的授予条件写得清清楚楚:要么是“处置妥善,获重要胜利”,要么是“困苦时挽回颓势”。

对照杜聿明在古北口的表现:接替指挥后,不仅没能挽回颓势,反而因为误判形势、调度失当,导致部队在中路被突破,撤退变成了溃败。

这哪一条能哪怕稍微沾点边?

所以,没有勋章,不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也不是上级打压的结果。

这只是一次公正的历史裁决。

在那个血火交织的战场上,勇气固然重要,但作为指挥官,清醒的头脑才是对士兵生命最大的负责。

杜聿明的名字缺席了那份名单,但这或许正是历史给他上的最深刻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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