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春，中央军委人事科的一份任免草案摆在了办公桌上，空缺的是广州军区政委。几天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决定亲自和杨勇谈谈。许多人觉得，这不过是一次顺水推舟的安排：杨勇资格老、作风硬，又刚在新疆干了四年，调去华南同样能稳住局面。然而，出乎意料的回答让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几秒——“华南情况我不熟，我想去福州军区。”语气平缓，却没有回旋余地。
“福州？”叶剑英愣了一下。那里的司令员席位自1976年皮定均遇难后一直悬着。以杨勇的职级，出任司令员确实名正言顺。只是组织上此刻更需要一位能和许世友搭档的政委。叶剑英没有当场表态，他需要重新权衡。
杨勇为何如此坚持？答案要回到更早的日子。1958年秋天，志愿军第三批撤离朝鲜前，他托人带信给国内家属：“最后走，帮朝鲜人把几座桥修完。”桥修好了，他也带着胜利者的谦逊回到北京。随后十四年，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岗位几乎将他与首都绑在一起；再往后，沈阳副司令、新疆司令，一站一站，他都自认“打前站、铺路子”。在新疆，他干得最久的一件事不是阅兵，而是跑基层调水渠，“先把灌溉弄通，再谈战备”，当地干部回忆起这句话至今仍点头。
所以，1977年再一次面临大调动，杨勇打小算盘也好，大格局也罢，只守一个原则：别占人家位置。那时总政部主任的人选已定是韦国清，广州政委空出来；福州却是真正的“缺”。“总部里位子多，我坐进去，却让别人干等，心里不踏实。”他后来对汪东兴解释。汪东兴只问一句：“就这么定了？”杨勇点头，“就这么定”。
事情没有朝着他想的方向走。7月，军委通过新的干部名单：福州军区司令员由杨成武出任；广州政委仍在遴选；杨勇则列为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协助邓小平分管日常事务。这份结果，既出乎意料，也合乎逻辑——总参缺少一位能统筹全局的老将，杨勇正好顶上。
在总参，杨勇的第一张办公桌上摆着一块木牌——“六十二岁”。那是他自嘲：年纪不小，得跟时间赛跑。确实，他每日清晨六点到岗，先翻阅各军区急电，再批阅作训方案，午饭常常被压到下午一点。一次南斯拉夫军队友好访问，他带团赴贝尔格莱德，对方原只派副总长接待。几天交流后，南方人对这位中国将军刮目相看；临别时，南斯拉夫总参谋长斯塔查歉意地说：“规格失了，抱歉。”杨勇摆摆手，“别客套，事情办好就成”。
1979年，总参谋长人事再起波澜。邓小平曾想让杨勇接班，理由简单：熟业务、讲原则。可征求几位老帅意见后，名单改成杨得志。杨勇得知，并无失落，只说一句：“杨得志打仗厉害，让他来主持我放心。”随后，他抱病陪杨得志跑遍西北、西南、沿海诸军区，暗地里把厚厚的工作笔记塞满对方的公文包。
压在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身体却在走下坡路。1982年底，他被确诊肺癌。医生建议静养，他却仍在灯下批示各种电报。有人劝他：再拼也就这样了。他摇头：“活一天，干一天。”他最终倒在病榻，唯一的叮嘱是“别再花国家的钱给我用药”。1983年1月6日，凌晨的北京还在冬寒中，杨勇停止了呼吸，享年六十七岁。
回头看，那句“不想占别人位置”并非一句客气话，而是他行事的标尺。从皖南起义到东北秋风，从长津湖到天山脚下，再到总参灯火，他挑的多是急难险重。可一旦发现自己会堵住别人的去路，他立刻转身。将军离去多年，档案里密密麻麻的任命令依旧静静躺着，见证着那句朴素却锋利的诺言：位子可以是空的，责任不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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