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记忆里，圆明园的焚毁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若在街头随机询问“是谁烧毁了圆明园”，十人中大概率有八人会脱口而出“八国联军”。
这个答案流传甚广，甚至被一些文艺作品和科普文章采信。
但历史的真相，远比这一模糊记忆更为清晰，也更为沉重。
烧毁圆明园的，并非1900年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而是四十年前的英法联军。
这四十年的时间差，不该被历史的尘埃掩盖。这段真相，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清晰铭记。
要厘清这一历史谬误，首先要回望圆明园曾经的辉煌。
这座被誉为“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并非一蹴而就的工程。
它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代帝王的修缮扩建，耗时长达150余年。
圆明园占地350多公顷，囊括了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大园区，园内不仅有中式古典亭台楼阁，还融入了西洋楼等西式建筑元素，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晶。
作为皇家御苑，圆明园更是一座文化宝库。
里面收藏着从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到唐宋元明清的名人字画、瓷器玉器，还有无数珍稀古籍、奇花异草与名贵木材。
据史料记载，仅乾隆时期，园内就藏有各类文物逾百万件，《四库全书》的珍贵抄本也曾在此存放。
这样一座集建筑艺术与文化价值于一体的园林，最终的毁灭，始于1860年的秋天。
这一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六年。
这场战争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英法两国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的必然结果。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虽通过《南京条约》获得了通商、赔款等权益，但仍不满足。
他们企图修改条约，要求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公使进驻北京等，这些无理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后，英法两国便联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8月，英法联军突破大沽口防线，一路北上，直逼北京。
咸丰皇帝惊慌失措，一面派大臣与联军谈判，一面暗中筹备出逃。
谈判的破裂，成为了圆明园被焚毁的直接导火索，而这一破裂的核心，便是“巴夏礼人质事件”。
提到这一事件，就不得不提关键人物巴夏礼。
巴夏礼出身英国普通家庭，15岁便来到中国，凭借流利的中文和灵活的手腕，逐渐成为英国驻华外交圈的核心人物。
他参与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通商谈判，深谙清政府的软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更是担任英法联军的谈判代表，态度强硬。
1860年9月，双方在通州展开谈判。
巴夏礼提出两项核心要求：一是英国公使额尔金需亲自觐见咸丰皇帝，递交国书时不必行三跪九叩大礼；二是允许千余名英法仪仗队随公使入京，参与签约仪式。
在当时的西方外交体系中，这是标准的外交礼节，但在咸丰皇帝眼中，却是对“天朝上国”的极大冒犯。
咸丰认为，“蛮夷”觐见天子必须行叩拜大礼，千名外国士兵入京更是“图谋不轨”，怒斥谈判大臣“不明洋人之奸计”。
盛怒之下，咸丰下令扣押巴夏礼等39名英法谈判人员，将他们押往北京刑部大牢关押。
这些被扣押的人员，遭遇了极其残酷的虐待。
刑部大牢阴暗潮湿，刑具林立，他们被戴上沉重的镣铐，蜷缩在狭小的囚室里。
两名人员因不堪折磨，当场被斩首示众；其余人在狱中饱受饥饿、疾病与酷刑的摧残，《泰晤士报》的随军记者也未能幸免。
一个月后，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强硬要求释放人质。
当清政府将人质交还时，39人中已有20人惨死狱中，幸存的19人也个个伤痕累累，有的伤口生蛆，有的精神失常，再也无法恢复正常生活。
人质事件的消息传到英法联军营地，英国公使额尔金勃然大怒。
额尔金出身英国贵族，此前曾担任印度总督，在殖民地统治中向来手段强硬。
他认为，清政府的行为是对“文明国家”的挑衅，必须予以严厉报复，才能迫使清政府屈服。
最初，额尔金打算焚烧整个北京城，以此震慑清政府。
但他转念一想，焚烧北京城会殃及大量无辜百姓，可能会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有损英法两国的“文明形象”。
经过反复考量，他将目标锁定在了圆明园。
在额尔金看来，圆明园是咸丰皇帝的私人园林，是皇帝最珍视的“私产”。
焚毁圆明园，既能精准打击皇帝的尊严，让他“低下高傲的头颅”，又能避免过多伤及平民，符合他所谓的“报复尺度”。
1860年10月6日傍晚，英法联军率先攻入圆明园。
守园的首领太监任亮，率领二十多名技勇太监奋起抵抗。
这些太监虽无正规军事训练，却凭着一腔热血，与装备精良的联军士兵展开殊死搏斗。
但实力差距过于悬殊，任亮等二十余人最终全部以身殉职，用生命守护了这座皇家园林的最后尊严。
任亮的墓碑后来被发现，碑文中“遇难不恐，临危不惧”的记载，见证了他最后的坚守。
联军攻入圆明园后，并未立即放火，而是先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抢劫。
10月7日清晨，法军率先冲进园内的宫殿楼阁，看到珍贵文物便疯狂抢夺。
士兵们毫无顾忌，有的将金条、金叶塞进衣袋，有的把珍珠、宝石装满帽子，有的甚至用刺刀撬开木箱，将里面的织锦绸缎缠绕在身上。
一些体型较大的瓷器和玉器，因无法携带，被他们肆意砸毁；精致的镂空金碗，为了方便携带，也被石块砸扁后揣进怀里。
当天下午，英军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
为了争夺一件稀世珍宝，英法士兵之间甚至爆发了械斗，原本的“联军”瞬间变成了“竞争对手”。
据英国官方事后统计，此次被掠夺的文物价值高达600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折合今天的货币，价值数十亿美元。
而那些被毁坏的珍本图书、古画、家具等，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抢劫持续了三天，10月9日，联军在撤离时，顺手在圆明园大宫门外的朝房等处点燃了一把火。
这把火连烧三天，直到清军赶到后才被扑灭。
这是圆明园遭受的第一次大火，虽烧毁了部分建筑，但园内的核心区域仍得以保存，若此时及时修缮，仍有恢复的可能。
但额尔金并未就此罢休。
10月17日，他正式发出照会，宣布将于次日对圆明园实施“彻底焚毁”。
10月18日清晨，三千五百名英军士兵手持火把，分散到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的各个角落，同时点火。
瞬间，冲天的火焰吞噬了整座园林，滚滚浓烟遮天蔽日，二十多里外的北京城上空，都被浓烟笼罩，连太阳都变得黯淡无光。
这场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园内的亭台楼阁、奇花异草，都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安佑宫。
当时，殿内有近300名太监、宫女和工匠，由于英军来得太过突然，主事太监来不及组织逃生，只能反锁宫门，希望能躲过一劫。
但火焰很快蔓延到殿内，这300人最终全部被活活烧死，无一生还。
英军步兵中校沃尔斯利在回忆录中写道：“到10月19日晚上，这座曾经辉煌的园林，只剩下断壁残垣和遍地灰烬。”
这场大火不仅烧毁了圆明园，还殃及了周边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皇家园林。
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园林群，几乎被焚烧殆尽。
圆明园的焚毁消息传到欧洲，引起了正义之士的强烈谴责。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怒不可遏，写下了一封著名的抗议信。
他在信中痛斥：“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
他明确指出，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雨果的谴责，成为了对英法联军暴行最有力的批判，也为后世留下了不容辩驳的历史证言。
而下达焚烧命令的额尔金，最终也没能逃脱“玩火者必自焚”的命运。
1863年，额尔金出任印度总督。
上任不久后，他居住的房屋遭遇雷击引发大火，额尔金被困在屋内，最终葬身火海，年仅52岁。
这一结局，或许是巧合，却也暗合了天道轮回的朴素认知。
很多人误以为，1860年的两场大火，就已经让圆明园彻底消失。
事实上，圆明园虽遭重创，但并未完全毁灭。
由于园林面积过于广阔，英军的焚烧并未波及所有区域，仍有部分建筑和景观得以幸存。
而且，圆明园作为皇家禁苑，在焚毁后依然设有守园门监，并未被废弃。
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政府内务府曾派人勘查圆明园遗址。
勘查结果显示，园内仍有十三处景区保存完好，包括紫碧山房、蓬岛瑶台、杏花春馆等著名景点，大量的山水叠石、建筑基址和名贵花木也得以留存，桥梁道路基本完好。
当时，慈禧太后曾计划重修圆明园，以作为自己的养老之所。
清政府甚至已经启动了重修工程，但由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国库空虚，民生凋敝，重修工程仅开工11个月后，便因财力不足被迫停工。
圆明园真正的灭顶之灾，发生在40年后的1900年。
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
需要明确的是，八国联军并未直接焚烧圆明园，但他们的入侵，导致京城陷入了彻底的混乱。
西郊的八旗散兵、土匪地痞趁火打劫，纷纷涌入圆明园。
他们将园内残存的建筑全部拆毁，把拆下来的木料卖给木材商；大量的古树名木被砍伐，有的甚至被烧成木炭出售。
当时的清河镇，因为圆明园的木料堆积成山，俨然变成了一个木材集市。
这就是圆明园遭遇的“木劫”。
经过这场浩劫，1860年火劫后幸存的建筑，以及同治、光绪年间部分修复的成果，几乎毁于一旦。
清朝灭亡后，圆明园失去了“皇家御苑”的护身符，又迎来了更为惨痛的“石劫”。
民国时期的军阀、官僚，把圆明园的残存石料当成了“免费建材”，肆意巧取豪夺。
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直接派人拆毁了圆明园的内外围墙，用拆下来的石材修建自己的私宅“达园”；远在东北的张作霖，也专门派人从圆明园拉走大量石料，用于修筑自己的陵墓。
1925年，燕京大学的翟牧师，以“保护文物”为借口，将圆明园安佑宫前的汉白玉华表拆卸下来，运到了燕京大学校区。
如今，这对华表依然矗立在北京大学西门内，成为了圆明园惨遭劫掠的无声见证。
除此之外，周边的村民也纷纷进入园内，挖掘石材用于盖房、铺路、修猪圈。
经过这场“石劫”，圆明园的石质建筑几乎被拆光，曾经的“万园之园”，彻底沦为一片废墟。
梳理清楚圆明园的毁灭历程，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错误说法会流传如此之广？
第一个原因，是时间线的混淆。
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都是近代中国史上极具标志性的屈辱事件。
两次事件都以列强攻入北京、清政府战败求和告终，时间间隔仅40年，普通大众很容易将两者混淆，进而把焚毁圆明园的罪名安到了八国联军头上。
第二个原因，是历史教育的缺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小学历史教材对这两段历史的表述较为简略，往往只强调事件的结果和屈辱性，而对具体的细节、时间节点和责任人缺乏详细说明。
这导致很多人对这段历史只有模糊的印象，无法准确区分两次侵华战争的不同之处。
第三个原因，是以讹传讹的传播效应。
一些文艺作品、科普文章和自媒体，在创作时缺乏严谨的历史考证，随意沿用错误说法。
这些内容经过反复传播，逐渐固化了大众的错误认知，形成了“三人成虎”的局面。
甚至有一些知名学者和媒体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
作家丛维熙在1998年的文章中，就曾误将焚毁圆明园的责任归到八国联军身上；清史专家阎崇年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早期节目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
这些权威人士的失误，进一步加剧了错误说法的传播。
澄清这一历史谬误，并非是为八国联军“洗白”。
八国联军在侵华过程中，同样犯下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这一点永远不能被遗忘。
我们之所以要厘清真相，是因为历史容不得半点模糊和混淆。
铭记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真相；不忘国耻，更要搞清楚国耻的来龙去脉。
如今，圆明园的断壁残垣依然静静地矗立在北京西郊。
那些残破的廊柱、倾倒的石碑，每一处都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惨痛的毁灭。
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民族的警钟。
近代史学家蒋廷黻曾说：“近代中国的悲剧，源于对世界的无知。”
圆明园的毁灭，正是这一悲剧的集中体现。
清政府的腐朽无能、闭关锁国，让中国错过了世界发展的浪潮，最终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而列强的贪婪与残暴，则用烈火摧毁了一座文化瑰宝，也击碎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
今天，我们铭记圆明园的毁灭史，不仅是为了缅怀过去、不忘国耻，更是为了汲取教训、砥砺前行。
我们要明白，国家的强大，是文化传承的前提；民族的觉醒，是避免历史重演的保障。
当我们清晰地知道“烧毁圆明园的是1860年的英法联军”，而不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时，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这段历史的沉重。
下次再有人询问圆明园的毁灭真相时，希望我们都能坚定地给出正确答案。
因为，只有尊重历史真相，才能真正传承历史记忆；只有铭记民族伤痛，才能真正守护民族未来。
参考资料：
1. 《第二次鸦片战争史》（茅海建 著）
2. 《圆明园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
3. 《雨果文集》（维克多·雨果 著）
4. 《清代通史》（萧一山 著）
5. 《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 编）
6. 人民网《澄清历史谬误：火烧圆明园的是英法联军而非八国联军》
7. 《额尔金传》（斯坦利·莱恩-普尔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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