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27日清晨，北京西长安街人来人往，一名中年男子站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大门口，袖口攥得死紧。轮到他登记时，只留下四个字：“查李特”。登记员愣了半秒，这才抬头，看见对方眼里写着决绝。
刘士洪，安徽霍邱县档案馆的文史员，早在1996年就听说李特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可两年过去，当地民政部门依旧说“没见文件”。他跑过省民政厅三次，得到的回应永远是“没有通知”。这趟北上，他咬牙借钱买的硬座票，连饭都舍不得买，车厢里靠干馒头顶饿。
总政治部的档案人员业务娴熟，一番查询后确认：军烈（96）001号通知书，1996年6月已特快专送至安徽省民政厅优抚处。盖章、编号、存根一应俱全，手续无一缺漏。听到答案，刘士洪的拳头在兜里攥得更紧，却只轻声道谢。
回到合肥，刘士洪直奔省民政厅。优抚处的年轻科长翘着椅子，一张脸写满不耐烦。“谁让你跑北京？”对方提高了声音。刘士洪额头青筋直跳，仍压低声线：“文件扣了两年，再不找，人就彻底被忘了。”科长哼了一声，抽出一摞尘封文件。那抹“001”在角落格外刺眼。
封皮上落满灰。刘士洪打开时，指节因用力发白。公文写得极为正式：李特同志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创建中贡献突出，长征和西路军作战中英勇牺牲……字迹端正，措辞凝重。两年零一个月，几张纸差点被埋没。
有意思的是，刘士洪手里的这份通知书，把人们的目光重新拉回到半个世纪前的烽火岁月。李特，原名徐克勋，1902年出生在霍邱牛庙村。其父徐仁斋是清末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家学与革命气息并存。李特19岁考入唐山交通大学，课堂上寡言少语，罢工运动中却冲在最前。唐山路矿大罢工，他负责联系工人代表，有人回忆他“白天演说，夜里写传单，嗓子哑了也不停”。
1924年，他被团中央选送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仅一年，团员转为党员并当选支部书记。学成归国后，李特被派入冯玉祥部队做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他再赴苏联进入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课堂里同学名单如今看去星光熠熠：肖劲光、傅钟、刘伯坚、蒋经国……
1930年夏，李特奉命回到鄂豫皖根据地。短短三年，他连跳数级：红25军副军长、红3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再到红军大学副校长兼教育长。苏家埠一役，他活捉敌军总指挥厉式鼎；千里转战期间，他指挥断后，保住四方面军大部队安全转移。徐向前多年后提到这位参谋长，只说一句：“人细心，能吃苦。”
然而1935年“草地分兵”风波，让李特蒙上阴影。当中央一、三军团北上，他认为四方面军应同行，争执中语气过重，有史料称他“当众拍案”。但随后的西路军作战，他依旧冲锋在前。1936年，河西走廊血战连场，西路军伤亡惨重。残部退至新疆，李特与李先念把不足五百人护送至迪化，硬生生留下火种。
1947年春，新疆伊宁监狱的泥墙下，李特倒在枪口前，年仅45岁。由于身份复杂，当地只留下几行模糊记录：“徐克勋，处决”。十几年后，西路军旧部不断上书，请求为他正名。徐向前、师哲、杜义德、宋侃夫等人证言：“此人功大于过，忠诚可靠。”档案被一页页补全，可烈士评定依旧迟迟未下。
直到1996年，总政治部完成调查，正式批复：“李特为革命烈士”。公文先寄北京，再转安徽，竟被扣在抽屉整整两年。究其原因，无非“程序繁琐”“手续待核”。但对于死者而言，每一点拖延都是新的冷落。
“他一辈子无儿无女，连收证的人都没有。”档案室里，刘士洪的眼泪啪地掉下，说完便沉默。他随即联系霍邱县政府，将通知书送回牛庙村。村口破旧祠堂里，新立了一块石碑，正中刻着四个烫金大字：革命烈士。当地老人围看良久，有人低声感叹：“这回，总算交代清楚了。”
烈士通知书复印件如今存放在霍邱县档案馆第一排最醒目的位置，编号仍旧是那张“001”。外地来查档的学者每每看到，总会问一句：为什么是001？工作人员笑着回答：“因为这是用命换来的，应该排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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