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倪征噢舌战日本战犯，沉默诡计终难掩侵华铁证|东京审判|倪征|关东军|土肥原贤二|战犯|日本|板垣征四郎|溥仪

1947 年 9 月 10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进入被告个人辩护环节，这一阶段既是检方展开反驳、呈递反证的关键节点，也意味着控辩双方都迎来了最后的较量。双方皆严阵以待，不敢有丝毫松懈，毕竟这是各自捍卫立场、争取最终结果的重要契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中明确指出，土肥原贤二的核心罪状为破坏和平罪，他参与制定并积极推行了针对中国的分裂阴谋与侵略战争计划。

1947 年 9 月 16 日，土肥原贤二的个人辩护程序启动，中国检察官倪征噢随即登场，负责对辩方证人进行盘问与反驳。辩方率先传唤的证人是爱泽诚，他在法庭上作证称，土肥原贤二为人忠厚坦率，他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收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

倪征噢当即向爱泽诚发问：“你作为关东军特务机关新闻课课长，是否知晓你的上司土肥原贤二在 1935 年企图在平津地区策划‘华北五省自治’的阴谋？” 爱泽诚摇头否认：“我不知道。”

倪征噢紧接着追问：“当时外国报纸对这件事有大量报道，你身为专门负责新闻相关工作的课长，怎么会一无所知？” 爱泽诚被问得哑口无言。

见状，倪征噢随即向法庭出示了一份由爱泽诚签字并上报日本政府的外国报纸复印件，面对这份铁证，爱泽诚再也无从辩解。

不给对方任何缓冲的机会，倪征噢紧接着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关键物证 ——《奉天特务机关报》。这份 1935 年由日本关东军出版的刊物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

倪征噢引用这段文字，直接将土肥原贤二与另一名战犯板垣征四郎的侵略行径关联起来。

此时，土肥原贤二的美国辩护律师华伦立刻起身提出异议：“这份材料与土肥原贤二的案子毫无关联，文中提到的是‘老虎’，与被告无关。” 倪征噢从容回应：“这里的‘谈虎色变’并非指真正的老虎，而是中国的一个成语，形容百姓对某人的恐惧达到了极点。当时在不少地方，百姓都会用‘土肥原贤二来了’来吓唬哭闹的孩子，让他们乖乖睡觉。虽然我无法当庭举证这一民间说法，但这份报纸的描述恰恰印证了土肥原贤二在民众心中的恐怖形象。”

据高文彬回忆，这番解释让法庭上的众人恍然大悟，不少人当场笑了出来。正是这份看似不起眼的报纸，成为了击垮土肥原贤二辩护防线的致命一击。

等法庭恢复平静后，倪征噢进一步补充说明：“辩方证人爱泽诚称土肥原贤二‘忠厚坦白’，这属于证据法中的‘品格证据’。而我提交的这份材料，恰恰证明被告的真实形象如同猛虎般令人畏惧，完全符合证据法则中‘反驳证据需具有针对性’的要求。”

华伦律师无力反驳，只能悻悻地回到座位。最终，这份关键物证被法庭正式采纳。

随后，土肥原贤二的辩方又传唤了第二位证人 —— 日本前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 年秋，土肥原贤二前往天津，意图挟持溥仪前往长春，桑岛主计当时曾多次劝阻，并及时向日本外务省发电汇报。日本外务省担心此举引发外交被动，也曾下达指令让桑岛主计阻止土肥原贤二。

然而，土肥原贤二一意孤行，仍将溥仪带往塘沽。桑岛主计随后又向外务大臣发送了一封长电报，详细记述了土肥原贤二如何无视劝阻、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将溥仪装入箱子用汽车运至塘沽，再转乘船送往大连的全过程。

但在法庭上，桑岛主计却突然翻供，声称当年的所有电报内容都是基于社会上的流言撰写，并不具备可信度。

对此，倪征噢早有准备，立刻向法庭出示了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调取的桑岛主计当年发送的电报原件，质问道：“你在给外务省的电报中明确提到，你与土肥原贤二多次沟通，但他始终不听劝告、一意孤行。难道这些详细的沟通经过，也都是所谓的‘流言’吗？”

桑岛主计盯着电报原件，目瞪口呆，再也说不出一句辩解之词。

尽管辩方后续又提出了多名证人和多份所谓 “证据”，但法庭辩论仍在控辩双方的激烈交锋中逐渐接近尾声。所有人都期待土肥原贤二能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倪征噢更是早已做好准备，希望能在盘问中抓住他的破绽。

但自东京审判开庭之初，土肥原贤二仅当庭说了 “无罪” 二字后，便始终保持沉默，拒绝作出任何陈述。在个人辩护阶段的最后时刻，他更是明确放弃了亲自辩护的权利。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遵循的英美法诉讼规则，被告有权保持沉默，法庭不得强迫其出庭发言。

这一招可谓老谋深算，充分展现了土肥原贤二多年从事间谍活动所练就的心计与狡诈。他拒绝辩护，使得检方失去了直接盘问他的机会，自然也无法针对性地提出证据进行反驳。

土肥原贤二的这一做法，让中国检察组始料未及，却又无可奈何。为了彻底揭露土肥原贤二的罪行，中国检察组早已全力以赴，搜集了大量铁证，原本满心期待能在法庭上发起致命攻势，却因对方的沉默而无从下手。

1947 年 9 月，秋高气爽的东京，中国检察组在对土肥原贤二的辩护交锋中遭遇重大挫折。而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扬言要与中国检察方面 “大战三百回合” 的日本陆军上将 —— 板垣征四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中，同样指控板垣征四郎犯有破坏和平罪，参与制定并执行了针对中国的分裂阴谋与侵略战争。

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于 1947 年 10 月 6 日启动，10 月 9 日这一天，法庭辩论迎来了最为精彩的时刻。

按照庭审程序，板垣征四郎提交了长达 48 页的书面证词。在这份口供书中，他试图狡辩 “满洲国” 的成立是 “顺应民意”，还声称 “七七事变” 后自己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议和。

倪征噢用整整一天的时间，与板垣征四郎展开了激烈交锋。当时的局势十分紧张，中国检察组全员紧绷神经，板垣征四郎也丝毫不敢懈怠。高文彬后来回忆道：“倪老当时肩负着与板垣征四郎辩论的重任，这场辩论的胜负直接关系到中国检察组的整体成败，他甚至立下誓言：‘如果不能成功揭穿他的罪行，我就无颜回去见江东父老。’” 在盘问过程中，倪征噢始终保持严厉态度，板垣征四郎则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模样，每当被问到难堪的问题，便生硬地以 “不知道” 回应。

板垣征四郎在口供书中还提出了一个荒谬的论调：“皇姑屯事件”—— 这一成为 “九一八事变” 导火索的军事行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时日本关东军与张作霖的东北军兵力对比处于 1:20 的劣势，关东军是出于 “自卫” 才采取行动。

针对这一荒唐说法，倪征噢直接追问：“你承认关东军在‘皇姑屯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制定了作战计划，对吗？那么这份计划是否上报给了日本中央政府并获得批准？”

板垣征四郎答道：“我需要向你说明一下这份计划的背景……”

倪征噢当即打断他：“我不需要听你的解释，只需要你回答‘是’或‘不是’—— 这份计划是否上报并获得了中央批准？”

板垣征四郎无奈回应：“是那样的。”

对于 “九一八事变” 的爆发，板垣征四郎完全否认了检方提出的 “关东军蓄谋发动” 的指控，一口咬定事件的发生是中国军队率先进攻引发的 “偶然事件”。

倪征噢则依据从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找到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记录、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动员令等一系列关键证据，连续三天对板垣征四郎进行盘问与反驳。此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方证人田中隆吉的证词以及木户日记等重要材料，也被中国检察组充分利用，作为揭穿板垣征四郎谎言的有力武器。

面对大量铁证，板垣征四郎无从抵赖，再也无法推卸自己的罪责。当被问及所谓 “主张撤军” 的说法时，倪征噢穷追不舍：“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你担任陆军大臣之后发生的？这究竟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一步扩大侵略？” 板垣征四郎思索许久，找不到任何辩解的理由，只能点头承认：“是进军。”

在与板垣征四郎交锋的过程中，倪征噢始终没有忘记另一名战犯土肥原贤二。为了避免因土肥原贤二拒绝出庭而导致其罪行被忽视，倪征噢在最后的总结陈词中，发起了新一轮针对土肥原贤二的攻击。

他说道：“我有一个遗憾，土肥原贤二选择不出庭为自己辩护。按照英美法律，他有权这样做，但我绝不会放弃对他罪行的追责。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两人相互勾结，共同策划侵华战争、网罗汉奸傀儡，这些罪行必须被彻底揭露。因此，即便他不出庭，我在盘问板垣征四郎时，也会将他的名字与罪行紧密关联起来。”

随后，倪征噢面向板垣征四郎，一连串质问道：“你担任陆军大臣期间，那个在中国拉拢吴佩孚、唐绍仪合作的土肥原贤二，是不是当年曾任沈阳市市长、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策划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四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的同一个人？是不是就是坐在被告席右侧的那个土肥原贤二？”

倪征噢后来回忆，在那场审判中，当他对板垣征四郎发起一连串气势如虹的反驳与指控时，深切感受到背后有亿万中国同胞的支持，激动得几乎落泪，整个法庭鸦雀无声。“有人说，法庭辩论的艺术在于‘指东打西、牵连关联’。我表面上是在盘问板垣征四郎，实则将他与土肥原贤二的罪行紧密捆绑，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当时的情况十分艰难，要把两人的罪行串联起来并非易事，幸亏板垣征四郎出庭了，若是他也选择沉默，那后续的追责工作将会更加困难。”

这场由倪征噢主导的反诘盘问，整整持续了 10 天。在这 10 天里，他代表中国检察组，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猛烈的攻势，彻底揭露了两人的侵华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