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日清晨，盐城中级法院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有人踮着脚询问结果，有人干脆搬来小凳子守候。被告席上的中年人叫蔡云旗，身板不高，额角却留着一道旧伤。法官宣读判决——有期徒刑十年。院门甫一打开，议论声炸开：“才十年？闻先生的命就值这点？”质疑如潮，当晚就有数十封信投向中央，要求重审。
距离昆明的那声枪响，已过去十一年。1946年7月15日傍晚，西南联大西仓坡的一条小巷突然传出密集枪声，闻一多倒在血泊中，长子闻立鹤也身中五弹。四天前，同样的子弹夺走了李公朴的生命。昆明街头贴满白纸黑字的传单，痛斥这一连环血案，民心激愤。可在彼时的云南警备司令部内，真正的凶手正被悄悄转移。
霍揆彰是这一转移的导演。此人出身黄埔一期，对蒋介石唯命是从。暗杀发生后，他假装缉凶，逮捕副官杨立德又严刑逼供，企图把案子推给已经失势的龙云系。做戏还需收尾，他挑出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顶罪”，两名死囚酒后被换装押赴刑场，真正的行凶者则换上便衣，坐卡车去了大理。
暗流里终究留痕。1949年解放，各地镇反如火如荼。1950年，重庆公安逮住熊福广；1951年1月，王子民在福州被枪决；4月，袁炳南等四人在昆明正法。消息传遍报纸角落，还剩一个名字始终游离档案——蔡云旗。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名字差点在江苏盐城的一间油坊里彻底消失。镇上人只记得他阔绰、爱吹牛。一次酒席上，他豪气拍桌：“闻一多？那是我解决的。”同桌的胡大仲半信半疑，笑着回了一句：“酒壮人胆吧？”一句随口对答，却成了案情突破口。供销科科长张小凡获悉后，多次向公安反映。
公安第一次传讯时，蔡云旗神情镇定，自称抗战老兵，递上一份《附蒋人员登记表》：本人“毫无危害人民”，请详查。材料暂时挑不出毛病，他被释放。可举报信接二连三，侦查员索性奔赴云南翻案卷。尘封十年的口供上，蔡云旗的名字与“行动组组长”五个字并列，字体清晰。照片拿去给在押的李凡仁辨认，对方一眼指出：“没错，蔡老虎。”
1957年4月4日，盐城公安第二次收网。他被押进讯问室，仍旧嘴硬：“军人服从命令，有错也是上级的错。”然而证据摆在面前，辩词苍白。法院却只给了十年。为啥轻判？当时的司法机关更强调直接枪手的罪责，对组织者的故意程度认定偏谨慎，加之蔡云旗起义后无重大恶行，量刑偏轻。
但民众并不买账。“枪在谁手里？命令在谁嘴里？”这样的质问写进诉求。最高人民法院把卷宗压回盐城，要求补充审查。1958年4月26日，再审开庭，证据链更加扎紧——线路图、跟踪手册、招募记录一应俱全。法官朗声宣布：死刑，立即执行。庭外烟雨朦胧，却挡不住围观群众的掌声。
至此，李闻惨案的全部行凶者悉数伏法。回顾过程，一条清晰的时间线浮现：
1946年7月，李闻先后被害；
1946年8月，霍揆彰制造“假枪决”；
1950—1951年，首批凶手落网；
1957年4月，蔡云旗被捕；
1958年4月，再审判决。
有意思的是，当年美国特使马歇尔对蒋介石提醒暗杀的恶果，没想到十几年后被一句“酒后吹牛”坐实。试想一下，若无张小凡锲而不舍的举报，蔡云旗也许真能把油坊的榨油声当作晚年的掩饰。天网恢恢，漏网之鱼终被捞起，这既是法理的必然，也是民意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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