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傍晚，上海刚刚脱离战火的阴霾，外白渡桥旁的《新闻报》旧楼里，记者马庚翻出一卷底片。昏黄灯泡下，那张24岁青年昂首站在刑场的照片再次显影——两只沉重脚镣、微扬的下巴、不屈的目光。马庚默念一句：“上海解放了，可照片里的血债清了吗？”照片唤起的疑问，正是那年公安机关展开追捕的起点。
时间拉回到1948年9月30日清晨，南市看守所铁门嘎吱开启。法警递来一碗掺麻药的白酒，王孝和冷冷侧身，一把拨开。旁边警卫喝骂，他却昂声喊出一句：“特刑庭乱杀人！”喊声撞在湿冷的墙壁上，一下子惊醒了围观的人。三名特务押着他向江湾刑场走去，马庚举起相机，咔嚓记录下这最后的瞬间。
底片第二天见报，上海滩哗然。法租界茶楼里，年长读者拍案：“小伙子硬气！”英租界纱厂女工聚在一起悄声议论：“这样的眼神，像是在看未来。”几乎同一时刻，延安的新华社编辑也剪下版面，电传发往各根据地。照片成为地下党动员上海工人的最好教材。
有人因此留下名字，也有人因此加快了覆灭速度。杨树浦发电厂警备队长洛鹏、潜伏特务万一两人最先落网。1949年6月初，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江西路礼堂公开审判，两人被判死刑。“你们的末日到了！”旁听席上有人低声说。这个案子看似完结，却在档案堆里再度翻起涟漪。
1950年3月，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高潮。上海公安局移交接收旧警察局档案，当天负责清点的侦查员罗敬年意外发现一封用牛皮纸包好的“绝密电文”——杨树浦警察分局司法股长季秉权呈送的“情报”。电文短短三页，却把王孝和的地下身份、活动路线、联络人一五一十罗列。字迹娟秀，没有丝毫涂改，末尾上了鲜红指印。罗敬年心里咯噔一下：真正主谋浮出水面。
线索握在手里，可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刘震东接过案卷，他曾是旧警察局中共地下党员，熟悉每个科室。几天来，他挨家走访留用警员，“季秉权在哪儿？”回答极其统一：“没见过。”口供冰冷，他把目光投向户籍卡。卡片显示：江湾路237弄4号，户主季秉权，籍贯江苏盐城。调查组赶到时，大门贴着厚尘蛛网，邻居说：“大概春节前就搬空了。”
1951年2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发布通缉令。三天内，全城警署、码头工会、里弄居委纷纷张贴布告。群众的眼睛是放大镜。有人在静安寺路小酒馆里看见一个操盐城口音的瘦高子；有人在闸北大光明戏院暗厅碰见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线索很杂，却指向同一个目标——爱打牌、爱在夜色里活动的中年男人。
6月6日晚，虹口多伦路一家茶楼烟雾缭绕，麻将声此起彼伏。“碰！”牌声刚落，三名刑警闪进包间。“你是季秉权？”为首的刑警亮出手铐。对方手一抖，白色牌坠在地上。他试图辩解：“认错人了吧！”刘震东早堵在门口，冷冷一句：“照片和指纹不会认错。”
审讯持续两昼夜，案情逐层剥开。原来1948年夏，王孝和在杨树浦发电厂秘密联络工人，准备迎接大军南下，季秉权嗅到气氛不对，通过同学会旧友搭线特务万一，递交了一封“彻底查办”的呈文。那份呈文，即罗敬年找到的电文。凭这纸线索，王孝和被捕，随后遭秘密审讯。隔着囚车笼子，万一曾向他抛出诱饵：“跟我走，钱洋房全给你。”王孝和回了三个字：“滚，叛徒！”
1951年6月29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决：季秉权死刑，立即执行。当天清晨5点，他被押赴龙华。林荫道上，晨雾未散。行刑前，他突然说：“我早知今日，只恨……”话音未落，枪声划破宁静。围观工人默默散去，刑场旁的小野花被露水打弯，人们知道，一桩拖延三年的血案终告了结。
案件了结后，公安档案室补录了一行字：“王孝和烈士遇害主犯，悉数伏法”。1963年，王孝和烈士陵园在杨浦落成，马庚的那张照片被正式刻在墓碑旁，成为烈士事迹陈列的一部分。照片上的目光依旧明亮，仿佛要透过时空告诉后来者：信念可以被囚禁，肉体可以被毁灭，真相终不会被尘封。
王孝和牺牲时，他的大女儿佩琴才两岁，二女儿佩民尚在母腹。多年以后，姐妹俩回忆父亲，始终绕不开那张照片。“爸爸笑得像是要去远行，又像相信一定能回来。”历史证明，他没有回来，但正义在1949年至1951年这段短短的三年里悄然回归。凶手落网、行刑、案卷封存，这些冰冷文书为那声“特刑庭乱杀人”写下注脚。
今天再看那张底片，不少专业摄影师惊叹于王孝和抬头的角度、眉眼里的光。马庚当年只是随手按下快门，却拍下了一段年代最有力的证言。人的表情会说话，底片会保存真相，而历史最终会给出答案。那个答案，就是：杀害王孝和的凶手，一个不漏，全被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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