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3日深夜，昆明省政府大楼外的探照灯突然熄灭，滇军警卫扳着枪机，却只能看着杜聿明的中央军步步逼近。几小时后，龙云的机关被接管，云南出现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沉寂。就在这片沉寂中，卢汉第一次真切体会到“身不由己”四个字——原本属于滇人的地盘，被重庆一纸手令轻易翻篇。
龙云被调往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表面风光，实则软禁。滇军群龙无首，卢汉顺理成章接过云南省主席与保安司令的印章。可所有人都清楚，这枚印章像烫手山芋：握得紧，蒋介石猜忌；松了手，地方士绅不服。卢汉暗暗告诫心腹：“审时度势，保存实力。”一句话传遍军中，成了当时滇军最流行的口头禅。
抗战时期，滇军60军在台儿庄禹王山鏖战一役打出硬气。凭这份硬气，云南士兵对卢汉佩服，又对南京中央抱有距离感。越是这样，蒋介石越不放心。1947年，六十军被抽调出滇，南方人不习惯东北气候的借口毫无作用，蒋介石一句“国事要紧”就把整编令摔了下来。卢汉只能放行，内心却埋下“另谋出路”的种子。
1948年下半年，中共华南局把目光投向西南，民盟云南负责人杨维骏被请出山。杨家世代从军，父亲杨蓁与卢汉同窗云南讲武堂。“还有谁被关着，你列名单，我来放人。”卢汉在首次会面时抛出一句主动示好。十来个字，坚定了杨维骏的判断：滇军这块牌，很可能翻面。
同年冬，卢汉暗令师长邱秉常赴宣威，和滇东北地委交换情报；次年初，又派龙泽汇携枪弹两卡车送到滇黔桂边纵。为了遮人耳目，司机是日本投降兵，姓名“记昌纪”“孙嘎林”至今仍留在老兵回忆录里。不得不说，这招瞒过了昆明警备司令部，却没瞒过沈醉的保密局。
1949年2月12日，南屏街因金圆券真假引发挤兑，二百多名市民被捕。卢汉仓促审理，二十一人遭枪决。新华社随即发表评论《警告杀人犯》，把卢汉列进战犯名单。单就这条命令而言，卢汉的政治资本瞬间见底，地下党也一度观望。杨维骏回到香港汇报，字里行间透着犹疑：滇局未可知。
此时的昆明，暗线交错。沈醉向毛人凤连发数电：“卢汉靠不住。”8月上旬，蒋介石电召卢汉赴渝。滇军幕僚担心有去无回，集体劝阻。“我若被留，用卢汉名义报信；若平安归，用卢永衡名义报信。”卢汉留下约定就登机。张群见面劝说，蒋介石索要“抓共名单”，卢汉装病拖延，最后只交上无关痛痒的四百人，其中竟无一人是真正的地下党。
毛人凤坐镇昆明，催卢汉在处决名单上签字，连逼数次未果。沈醉得到指令：“一有异动，就地解决。”这条指令让卢汉真正踏上不归路。11月，他以“高烧不退”拒绝公事，把所有精力投入最后布局：解除特务武装、稳住第八军、联络龙云系流亡将领。
1949年12月9日晚，张群飞抵昆明，再次劝卢汉“迁府重庆”。卢汉反客为主，将张群与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二十余名高官“请”入卢公馆，接管电台、兵营和省府。凌晨两点，云南广播电台响起声明——滇省脱离南京政府，拥护北平中央人民政府。当夜，滇军五个师紧急调防，要塞、机场、银行悉数易帜，昆明毫无枪声。
张群被软禁仅十小时。念及旧谊，卢汉亲自送他登机离滇。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后来评价：“放走张群，是父亲最大的失策。”理由很简单：失去这张重要人质，西南解放的筹码少了一块。果不其然，昆明起义通电发出后，北平电报机沉默了整整三天。卢汉连夜守在机房，几次问值班报务员：“还没回电？”报务员只能摇头。
12月11日，清晨七时，密封电报终于传来：“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落款：毛泽东、朱德。卢汉放下电报，不自觉抹了把汗。当天，他又向西康刘文辉发电，希望联手截留蒋介石。电报中途被截，不过刘文辉已在彭县公开起义。两天后，蒋介石父子仓促飞离成都。
至此，西南大局底定，滇军改编铺开。卢汉虽因南屏街惨案受过质疑，但云南的和平接收，避免了山地惨烈巷战，也为多条国际交通线完好保留下基础设施。若论功过，正如当年滇军老兵闷声一句：“枪口没对百姓，这就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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