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晚生十年，老子说不定也能考个进士。”——这是安禄山在范阳军营里常挂嘴边的醉话。谁料一句牢骚，把盛唐直接踹下悬崖。
安胖子真正狠的，不是反，是“合法养蛊”。天宝年间，朝廷怕边将造反，搞了个“节度使互调”制度：兵不换，将轮岗。可安禄山一人兼三镇，麾下十五万蕃汉混编军，马场里七万匹战马，比长安禁军还多两倍。更离谱的是，朝廷每年拨给他的军费占国库收入四成，等于今天一个军区拿走全国军费快一半。养虎为患到这程度，不咬人反而奇怪。
安史之乱一打，长安仓库被搬空，皇帝只能发“白条”哄人：今天许你节度使，明天封你做郡王。官帽像下雨，砸得朝廷自己都不认识谁是谁。后遗症更酸爽——河北三镇从此不听调，税不上交，兵不靠户部，晚唐皇帝成了“长安市市长”。后来五代十国那些“兵强马壮者为之”的皇帝，全照这个剧本演。
镜头切到1900年，慈禧老佛爷在仪鸾殿看完一封假电报，当场拍桌子：“洋人要我归政？打！”于是同时向十一国宣战。这操作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国同时对五常下战书。最魔幻的是，宣战前一天，她刚把海关关税抵押给汇丰，换了两百万两“零花钱”修颐和园；宣战第二天，又让太监出宫抢购洋肥皂——怕以后买不到。国家决策跟买菜一样随意。
后果也“配齐”：辛丑条约赔了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三十九年还清，连本带息近十亿两。当时全国财政一年才八千多万两，等于未来几十年白干。更尴尬的是，张之洞、李鸿章直接搞“东南互保”，宣布“慈禧的宣战诏书是乱命”，南方不给钱也不出兵。中央威信碎成渣，十年后大清就咽气。
再把时间往前拨到公元936年，石敬瑭为了过把皇帝瘾，把北京到大同一整条燕山山脉打包送给契丹，顺手认耶律德光当爹。这条线一丢，中原门户洞开，契丹骑兵早上出发，下午就能冲到黄河边。北宋只好在汴梁周边挖河种树，种出“森林长城”，结果年年烧钱养兵，兵越养越怂。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有多潇洒，赵光义高粱河飙车就有多狼狈。直到朱元璋北伐，才把这口恶气喘回来，一算账——整整四百三十三年。
所以别光骂慈禧败家、安禄山反骨、石敬瑭卖国，他们其实把“短视”两个字写进了制度缝缝里：安禄山让军阀割据变成“合理”，慈禧把中央信用玩到破产，石敬瑭更绝，直接拆掉地缘防火墙。后世的皇帝再勤快，也只能在这些破墙上刷腻子，一刮风还是掉渣。
说到底，历史最怕的不是坏人，而是坏人手握制度BUG，还把BUG写进祖传代码。今天回看，这三位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提醒我们：任何时代，只要有人能把公器当成私产，灾难永远只是迟到，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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