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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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太史公在《报任安书》里写过一句极沉痛的话：“夫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在中国的古代史中，宦官这个群体，一直都是被钉在耻辱柱上，他们是身体残缺的刑余之人，在主流叙事里，他们要么是赵高指鹿为马，要么是十常侍祸乱朝纲，再或是魏忠贤那样的九千岁。阴险、贪婪、变态，似乎成了他们的出厂设置。
然而，在五代十国那个礼崩乐坏、人命如草芥的修罗场，却有一个宦官，用手中那一支原本只用来书写谄媚之词的笔，做了一件连满朝公卿都不敢想、不敢做的事。
他没有横刀立马，也没有慷慨陈词，他只是在一个杀气腾腾的字上，轻轻涂了一笔。可这一笔，让一千多个原本必死无疑的无辜者，看见了明天的太阳。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老达子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个宦官的故事～
一字之差，生死之别
《新五代史·卷三十八·宦者传》中，欧阳修用极其简练的笔墨记录了这件事：
“（庄宗）诏书云‘王衍一行，并宜杀戮’。居翰涂灭‘行’字，注‘家’字，由是幸免者千余人。”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四》中，记录得更为详细：
“居翰发视之，诏云：‘王衍一行，并宜杀戮。’居翰叹曰：‘王衍既已降，许其不分家，今虽负约，衍妻、子罪当死，余人何预焉！’”
哪怕你翻遍二十四史，在那种皇权至上的年代，竟敢公然私改圣旨，而且还是在皇帝盛怒之下改动杀人令，这样的操作也是极其罕见的。
这个敢于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人，名叫张居翰。
在五代十国那个全员恶人的乱世里，他像是一个异类。如果你只看这两个史料片段，或许只觉得他胆子大。但如果我们将时间轴拉长，还原到公元926年那个血雨腥风的春天，你才会明白，这个改字的动作，到底承载了多大的勇气和悲悯。
乱世里的千金一诺
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那时候的中原霸主，是五代第一战神——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年，李存勖意气风发，派大将郭崇韬伐蜀。前蜀那个只知道填词谱曲、带着嫔妃到处旅游的文艺皇帝王衍，面对后唐的虎狼之师，选择了奉表投降。
平心而论，王衍虽然治国无能，但在投降这件事上，表现得那是相当配合。为了展示天朝上国的气度，也为了安抚刚打下来的蜀地人心，李存勖做足了表面文章。
根据《旧五代史·卷三十三·庄宗纪七》的明确记载，李存勖不仅下诏封王衍为顺正公，还特意颁发了一道诏书，给王衍吃定心丸。
在这份诏书里，李存勖指天发誓：
固当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三辰，指的是日、月、星。古人敬畏天地，以此为誓，那是极重的承诺。李存勖的意思很直白：”老天爷看着呢，日月星辰作证，我李存勖绝不骗你，肯定给你封地，保你一家平安富贵。”
甚至，李存勖还赐给了王衍锦衣、玉带等实物以示恩宠。
当时的王衍，毕竟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他居然信了这份沉甸甸的帝王承诺。于是，他拖家带口，带着母亲徐太后、宗室贵族，以及随行的宰相、大臣、仆役、乐工、杂役，浩浩荡荡一千多人，离开了锦绣成都，踏上了前往洛阳的漫漫长路。
他以为这是一条生路，殊不知，这是一条通往鬼门关的单行道。
绝杀令
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李存勖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帝国，因为魏州的兵变而摇摇欲坠。更要命的是，被派去平叛的大将李嗣源（后来的后唐明宗），在军队的裹挟下，竟然也造反了，大军掉头直逼京师。
李存勖慌了，此时的他，必须亲自带兵东征去平定李嗣源。可在即将出征的前夜，李存勖突然想到了身后那个正在向洛阳进发的王衍庞大代表团。
在帝王的逻辑里，从来没有信义二字，只有利害。哪怕之前指着三辰发过毒誓，在皇权危机面前，誓言瞬间变成了废纸。
李存勖的逻辑链条很残忍但很清晰，我现在要带兵离京，京城空虚。王衍这帮人虽然投降了，但毕竟是亡国之君，身边还跟着一千多号旧部。万一他们趁我不在，在后方搞事情，来个里应外合，那我就是腹背受敌。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于是，一道充满血腥味的密诏从宫中发出，这道诏书是下给负责押送王衍的河中节度使向延嗣的，诏书的内容简短而残酷：
“王衍一行，并宜杀戮。”
八个字，判了一千多人的死刑，请注意这个词“一行”。
在唐末五代的官文语境中，一行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的不仅仅是王衍本人，而是包括随行的所有人。前蜀的皇亲国戚、宰相大臣、乃至随军的厨子、马夫、歌女、杂役，这一千多口人，都在杀戮的范围内。
这是一场即将发生的、合法的、有组织的集体屠杀。
枢密院里的抉择
在那个年代，皇帝的诏书经过中书省起草后，最后要过一道关键手续，由枢密使复核后发出。枢密使，是五代时期极其重要的职位，掌管军事机密，权势极大，而当时的枢密使，正是张居翰。
张居翰，字德卿，如果我们翻开史书，会发现他身上有两个非常违和的标签：第一，他是宦官；第二，他是个好人。
他早年侍奉晋王李克用，后来辅佐李存勖，是个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在《旧五代史》里，史官给他的评价是“性恬淡、谨慎、无所争竞”。在那个宦官干政、贪污纳贿成风的年代，张居翰不结党、不营私，简直是一股清流。
当这份散发着寒气的诏书摆在张居翰的案头时，他面临着一生中最大的抉择。
按照官场逻辑，他完全可以像历史上绝大多数官僚一样，盖章、下发，然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毕竟，杀的是前蜀的人，保的是后唐的江山，执行的是皇帝的命令，这叫照章办事，是体制内最安全的生存法则。
如果抗旨，那就是死罪，如果泄露机密，也是死罪，但张居翰做出了一个让后世史官都瞠目结舌的举动。
《资治通鉴》记载，张居翰看了诏书，长叹一口气。他的内心活动大概是这样的：“人家王衍既然已经投降了，虽然现在皇帝毁约要杀他全家，那也是王衍夫妻和儿子的命数，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是，剩下那一千多随从、杂役、小官，他们有什么罪？为什么要跟着陪葬？”
这不仅仅是同情心，这是一种超越了政治立场的良知。但他能怎么办？去找皇帝理论？当时李存勖急着出兵，正在气头上，去劝谏大概率是提着灯笼进厕所——找死。退回诏书重写？时间来不及，前线军情如火。
张居翰做了一个大胆到极点的决定：篡改圣旨。
史书记载，他将诏书贴在柱子上（以此来掩饰动作的颤抖或不便），提起笔，将那句“王衍一行，并宜杀戮”中的“行”字，涂改成了“家”字。
诏书变成了：“王衍一家，并宜杀戮。”
这一笔重若千钧
哪怕不懂书法的人也知道，行字和家字，笔画结构完全不同。要把行改成家，必然会留下明显的涂改痕迹。
在古代，圣旨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皇权的威严，甚至用词、格式都有严格规定。擅改诏书，是大不敬，是欺君，是夷灭三族的死罪。
张居翰是在拿自己那颗花白的脑袋，去赌那陌生的一千多条性命，诏书发往了秦川驿（今陕西一带）。
负责执行的监斩官向延嗣拿到诏书后，看到那个涂改过的家字，肯定是一脸懵。按照之前的口风，明明是要斩草除根的。但白纸黑字写着一家，而且上面盖着枢密院的鲜红大印。
在那个混乱的时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诏书说只杀一家，那就只杀一家吧。最终的结果是：“由是幸免者千余人。”
四月，秦川驿血流成河，前蜀末代皇帝王衍，以及他的宗族骨肉，全部被杀。但在他身后那一千多名无辜的百官、随从、杂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他们或许永远都不知道，在千里之外的洛阳皇宫深处，有一个身体残缺的老人，为了他们的性命，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为什么他没死？
读到这里，肯定有读者会问，张居翰改了圣旨，这可是天大的事，事后李存勖没发现吗？他为什么没被清算？
首先，是天时。
张居翰改诏书的时候，是同光四年四月，此时李存勖正处于焦头烂额的崩溃边缘。诏书发出去没几天，李存勖就在那个著名的兴教门之变中，被流矢射中，死在了洛阳城。
也就是说，下达必杀令的皇帝，比受刑者王衍死得也没晚几天。李存勖一死，整个后唐乱成了一锅粥，根本没有人有精力去复查一道关于前蜀俘虏的处决命令到底执行得彻不彻底。
其次，是人和。
接班的后唐明宗李嗣源，虽然是武人出身，但相比李存勖的荒唐，他宽厚得多。更重要的是，张居翰这个人，在官场的口碑极好。
他历事三朝，一直以谨慎宽厚著称。早在李存勖攻破幽州时，他就曾私下救过大诗人魏庄的弟弟魏博，把他藏在密室里好几年。这种积攒下来的阴德和人望，成了他的护身符。
到了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张居翰因年老多病，主动请求告老还乡。后唐明宗不仅批准了，还特意下诏褒奖，每个月给他大量的俸禄养老。最终，张居翰在长安安然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老达子说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张居翰的传记很短，短到如果不仔细翻阅《新五代史》，你很难注意到这个名字，但每次读到这，总让人掩卷沉思。
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指在制度的裹挟下，普通人放弃思考、盲从命令从而作恶。在那个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年代，如果张居翰照读圣旨，没有任何人会指责他，因为他在履行职责。
但是，张居翰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平庸之善。他并没有推翻暴政的能力，也没有振臂一呼的号召力，他只是一个宦官，一个权力的依附者，但他守住了生而为人的最后底线。
历史常常是讽刺的。
那些饱读诗书、满口仁义道德的文官士大夫，在乱世中往往为了保命明哲保身，甚至落井下石。反而是这样一个被视为六根不全的宦官，在那个绝对权力的缝隙里，用一支笔，完成了一次伟大的人性救赎。
正如北宋名臣薛居正在编写《旧五代史》时，虽然对宦官群体充满了鄙视，但写到张居翰时，也不得不发出一声由衷的赞叹：
“居翰以此一字，救千人不死，其阴德大矣。”
历史记住了李存勖的武功，记住了五代的战乱，也请记住这个故意读错、写错一个字的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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