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九年，权倾一时的左都御史陈瑛走到了末路。因“贪婪暴虐、诬陷良善”等罪名，他被明成祖朱棣下令逮捕并判处死刑。这位曾被百官畏惧的酷吏，最终倒在了自己曾肆意挥舞的屠刀之下。
他的倒台和伏法，在朝野引发了巨大的震动。《明史》记载，其死“天下快之”，可见当时官民对其积怨之深。
后世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临刑前的故事，有的说他至死无悔，有的说百姓焚香庆祝。
这些传说或许在细节上有所渲染，却无比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事实：陈瑛以效忠新君为名，用无数冤狱编织起自己的权力网络，最终也因这套残暴的逻辑被反噬。他的死，标志着永乐初年通过恐怖手段清洗建文旧臣的时代告一段落。
陈瑛，庐州府巢县人。关于他的早年，正史记载寥寥。只知他在洪武年间因才干被选拔为御史，后在建文朝官至佥都御史。
靖难之役，是他人生最彻底的分水岭。建文帝的军队曾俘获一度投降燕王朱棣的陈瑛，最终在建文四年朱棣攻入南京后，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主动投靠新君。
凭借其御史的资历和对政治斗争的敏锐，他迅速向朱棣表露了绝对的忠诚，并展现出一种朱棣在夺位后迫切需要的特质——对建文旧臣毫不留情的残酷。
朱棣需要一把快刀来清洗反对者、震慑天下，而陈瑛，则渴望用昔日同僚的鲜血，铺就自己在新朝的晋升之路。两人一拍即合。
永乐元年，陈瑛被任命为左都御史，成为朱棣清洗建文旧臣的“首席刽子手”。他主导了一系列令人胆寒的大案。
在“景清案”中，他首创“瓜蔓抄”，将景清的族人、门生、同乡数百人牵连处死，甚至将景清剥皮示众。
在“方孝孺案”中，他极力促成对“十族”（包括门生朋友）的诛杀，致使八百余人遇难。
在“铁铉案”中，他建议以最残酷的凌迟处死这位曾让朱棣吃过败仗的忠臣。
据史载，经他手陷害、定罪、处决的官员多达数千。他以其高效且残忍的办案，将都察院变成了制造恐怖、铲除异己的机器，完美地满足了新君朱棣立威固权的需要。
陈瑛的恐怖在于他“创造罪名”的能力：
文字狱：有人写“永乐”时“永”字少一点，他称“影射‘永’字不全，诅咒新朝不永”。
梦呓罪：有官员酒醉说“建文皇帝其实未死”，他以“散布谣言”定罪。
姓名罪：有人名“维本”（维系根本），他说“本者，思旧主也”。
最荒诞的是“清风案”。几个文人在酒楼聚会，一人说“今日清风徐来”，陈瑛闻奏：“清者，景清也；风者，疯话也。此辈怀念逆党！”
连朱棣都曾觉得过分。陈瑛欲处死一个仅说了句“靖难杀人太多”的秀才，朱棣批：“此妄言耳，杖二十可也。”陈瑛竟再次上疏：“妄言惑众，当斩以儆效尤。”最终秀才还是被杀了。
陈瑛的家庭与私人生活，在史书中一片空白。我们只知道，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朱棣赋予的恐怖使命中。他的历史形象，被牢牢固定在“左都御史”这个公共身份上——一个高效、冷酷、为了巩固新朝而不惜让鲜血浸透都察院卷宗的执行者。
后世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众叛亲离、生活简朴、深夜独坐的传说。这些故事或许并非信史，但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理解：这个制造了无数人间惨剧的人，似乎也将自己的人性囚禁在了永无止境的猜忌、杀戮与深夜的孤寂之中。
他或许深信自己是在“为陛下除恶”，但这并不能改变《明史》将其钉在“残忍强项”的耻辱柱上的定论。
陈瑛的倒台，始于他触动了不该动的人。
永乐七年，他弹劾隆平侯张信。张信何许人？正是当年向朱棣告密“建文欲削藩”的关键人物，朱棣曾对他说：“恩张，当与朕同富贵。”
陈瑛的罪名是“侵占军田”。证据确凿，张信确实强占军屯田百顷。但朱棣这次没有支持陈瑛，反而说：“信功臣，小事勿究。”
陈瑛犯了个致命错误——他连续三次上疏，非要置张信于死地。第三次上疏中有一句：“陛下若庇护张信，则法不行矣。”这句话激怒了朱棣。
永乐八年冬，朱棣北征蒙古归来，群臣接驾。张信突然跪地哭诉：“陈瑛欲杀臣，实欲剪陛下羽翼！”并呈上陈瑛“贪赃”的证据——其实朱棣早知道陈瑛受贿，只是从前睁只眼闭只眼。
这次，朱棣决定弃子。
永乐九年二月，陈瑛下狱。讽刺的是，主审官正是他当年的副手——右都御史刘观。
最致命的是，刘观翻出旧案，证明陈瑛多次“诬陷忠良”。其中一桩：永乐三年，陈瑛处死的前御史严震，实为清白。严震之子当堂哭诉，百官动容。
他的死，标志着永乐初年以恐怖手段清洗建文旧臣的时代正式落幕。朱棣通过抛弃这把“最锋利的刀”，向天下昭示了新朝秩序已稳，并试图将积累的民怨与血债，都归结于这个酷吏的个人罪恶。
《明史》将其列入《奸臣传》，并评“其残忍强项，莫与为比”，这既是历史的定论，也完成了对其最后的政治利用。
故事分享结束，祝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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