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春的鄂豫皖边区，山雾还没散，红四方面军的小伙子们已背着干粮往前赶。行军队伍里有两位同龄人，一个叫秦基伟，一个叫秦懋书。放到家乡族谱里，他们隔着两辈，可在战场，他们只是肩并肩的同志。
当年黄麻起义的枪声让无数庄稼汉抛下锄头。黄安秦氏宗祠里沿用的是“光、载、均、涵、懋、辉、基、钜、泽、乘”这一排辈分字。按这套规矩，“懋”排在第六，“基”排在第七。说来有趣，两人出发前并未见过面，只是从彼此的名字里一听，便知辈分高低。可那时血与火正重写天下，论年纪他们同岁，论军职又大体相当，谁也不会端起宗祠里的架子。
土地革命进入高潮后，两人分别在红四方面军的不同科室忙碌。秦懋书调到后勤，负责筹集粮秣布匹，常在夜里计算口粮定额；秦基伟则带部队抢修阵地，整日风里来雨里去。大别山的栈道盘旋曲折，补给车队能否准点抵达，很大程度取决于后勤能手的耐心与胆识。
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中央决定把原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秦懋书、秦基伟一同编入129师。在忻口、在晋南，他们从山村搜集破门板做担架，又从手榴弹碎片里抠出铜片换布鞋。秦懋书后来被抽调到太行军区第一分区，继续掌管供给。分区司令恰好是秦基伟。新旧秩序交错期间，两个人把老规矩通通收起，叫名字时只管职务与职责。
1940年，太行地区粮荒严重，日机又频繁扫射。一次会议上，秦基伟掏出粗布口袋，里头只有半袋小米和两颗咸菜。“你们后勤要给我顶住三个月。”他低声说。秦懋书皱了皱眉，回敬一句：“你先保证部队不把前线拔得太远。”说罢，两人相视而笑，心照不宣。
1944年11月，南下支队组建。部队一路从太行出发，经豫西、穿洞庭，目标湘鄂赣。期间成立鄂南军分区，秦懋书继续当供给部长。开会那天，会场里挤着不少来自游击队的新干部，识字率普遍不高。“懋”字笔画繁复，写错连篇。政治部主任在茶歇时悄声提醒：“秦部长，大家老是写错，能不能改个易写的？”他点头算是答应。
轮到司令张体学表态，只说了一句：“改叫秦忠吧，忠诚的忠，简单好记。”就这样，一个新的姓名在军部文件里横空出现。对话，不过几秒，但从此档案里的秦懋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洁明快的“秦忠”。
新名字却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中原突围时，十几支分散小分队需要在黑夜里靠暗号链接。暗号排在名单第三条：“供给部长秦忠”。不少老同志琢磨半天也想不起是谁，有人干脆问：“秦忠是新调来的？”传话兵一听急忙解释：“就是秦懋书！”耽误的几分钟差点错失渡河时机。战阵紧张，姓名问题就此搁置，可战后总结时，它再次被提上案头。
1946年夏，部队掩护地方干部分散后撤。襄河突围中，秦忠在押送物资途中被炸弹震伤，脊背留下大片疤痕。昏迷三天醒来，部队已越过洪湖。因为急促转移，报销名单里他被列作“失踪，可能牺牲”。那张名单后来随战报送到延安，许多老战友听后默然无语。
两年后，秦忠辗转多处医治，终于连夜赶到河南新县的集结地。门岗拿着旧通行证，看见“秦忠”三个字，表情迷茫。老警卫跑出来辨认，眼前这副满是疤痕的面孔，与记忆里眉清目秀的秦懋书似乎只能勉强对应。最终还是通过口令验证，他才得以进去。几天后，原计划让他返回军部，可王树声却将他叫到侧房，仔细询问身体状况，然后说：“前线太累，你去地方建政吧。”此后，秦忠脱下军装，踏进地方政府大门。
进入地方工作的第一个难题仍是名字。文件中有旧名也有新名，极易混淆。他索性自己刻了一枚新章，朱红底色印着“秦忠”两字，并在备注里补了一句：“原名秦懋书”。乡镇干部翻阅时常咂舌：名字简了，辈分却还按族谱排着，算不算越礼？可革命年代讲究的是效率，没有人再纠结于家族规矩。
建国后，机关里新同事多半不知道他与国防部长秦基伟同辈。偶有人惊讶：“两位秦老同年，还隔着两辈？”听到解释才恍然。墙上的作战示意图依旧密密麻麻，只有一排黑字最醒目——后勤乃胜负关键。秦忠时常指着那行字提醒新人：物资断了，再硬的骨头也啃不动。
“改名这事如果不发生，我现在也许还在纠正别人写错字。”他偶尔打趣。字简了，人没变。辈分、身份、荣誉，都让位给两架马车：粮草和弹药。正因如此，他在地方经济恢复中如鱼得水。新中国最初几年，湖北、河南多地的仓储网络得以扩展，背后那张图纸上就印着“设计：秦忠”。
至1955年授衔时，秦基伟已经佩戴上中将肩章。会上座次排定，秦忠身着地方干部便服，笑着远望昔日战友。名册上写得分明：秦基伟，中将，时年38岁；秦忠，地方经济干部，仍用族谱高两辈的字排在首页显要位置。仪式结束，两人拥抱，没有人再提改名旧事。
岁月流转，族谱上的“懋”字渐被后辈淡忘，但档案室的羊皮卷里，依旧保留最初的手写签名。金戈铁马终会停歇，将领与供给部长那段并肩作战的经历，却在黄安秦氏祠堂的口口相传里，愈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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