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28日，延安一夜大雨。窑洞里，产房灯火通明，薛明抱着刚降生的婴儿，心还悬着。外面泥浆没过脚踝，急行的贺龙被雨水溅得一身泥，他推门进来，只剩一句“母子平安”便长舒口气。孩子的小名暂叫“雨生”，可学名迟迟拿不定。

屋里很热闹，警卫员、医生、老战友你一言我一语。“叫雨生多顺！”“不不，龙子得有个响亮名。”贺炳炎爽朗一拍大腿。众人七嘴八舌，薛明却忽然想起几个月前关向应在病榻上的叮嘱，眼圈一下红了。

那是春末。关向应气色很差，却硬撑着与薛明聊起孩子的事：“我和贺龙一块闯南北，他该有个儿子。”他喘了口气，断断续续，“岳飞字鹏举，取鹏取飞，合在一起如何？”薛明担心他劳神，柔声劝：“关政委，等您身体好了再说。”他摆手，“现在定下，省得夜长梦多。”这句“夜长梦多”说得平淡，却让房里的人心口一紧。

时间拨回二十年前。1924年，关向应从大连码头工棚启程赴莫斯科学习。那之前，他在日资工厂见惯了鞭打辱骂，“中国人不是泥捏的！”一句怒吼，换来解雇，也点燃他的斗志。两年后回国，他投身工运，转战武汉、上海，行李里只有几本俄文教材，却肩挑越来越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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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湘鄂西根据地危急。红三军被迫西移，贺龙与关向应首次并肩作战。木黄会师后，两人携手重组为红二军团。贺龙豪爽，嗓门大；关向应沉稳，善统筹。枪一响，一个冲在前头，一个稳在后方，无须多话。战士们笑称：“司令发令枪，政委掐秒表。”

默契在血与火中锻造。一九三八年初冬夜，贺龙用浓重的湘西土话通过电话部署作战，值班参谋急得满头汗，连连喊“听不懂”。关向应接过话筒，几句普通话翻译，信息立刻传至连队。电话那头传来轻松笑声，这种配合，别人学不来。

然而身体不会说谎。1941年，关向应肺肾同时告急，党组织勒令他赴延安治疗。他和贺龙在窑洞外握手，无须长谈。关向应只说：“你多保重。”贺龙闷声点头，转身上马。多年并肩，头一次分离，两个硬汉都没回头。

延安的病房里，他收到战报仍习惯叮嘱“替老贺问好”。奶粉是中央特批，医生一再强调“每日两杯”，他却在听说小龙降生后立刻停配额：“孩娃更需要。”医生急了，他只淡淡回应：“我没儿子，先养后代。”一句话堵得众人无言。

1946年7月21日清晨，延河水面薄雾未散，关向应辞世，年仅四十三岁。电报飞到张家口前线，贺龙沉默许久，走到案前写下《哭向应》，“几万里长征途战，入死出生，今已永别”，字迹重得压折宣纸。那晚，他抱起两岁的儿子，“学名，就叫鹏飞。”再无异议。

名字承载一段情谊，也锁住一个时代。鹏飞后来长到一米八，肩宽背阔，走路带风。老兵看见，常感慨：“像极了关政委年轻时。”广阔天空，鹏击长空，飞声电掣，寄托的正是两位老战友对未来的希冀与不屈的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