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5日凌晨，北京中南海总值班室的电话铃声格外刺耳，几分钟后，一封越洋电报被迅速发往湖北襄阳。彼时正在襄阳轴承厂调研的孙健，还不知道这通紧急召回令，将把他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
电话内容很简单：立刻返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语气并无责难，却透出一丝不容置疑的决绝味道。挂断话筒，孙健沉默片刻，把手里的调查笔记放进公文包，转身对随员轻声叮嘱，“行程取消，今晚动身。”那一瞬间，他似乎松了口气。
孙健出生于1936年，家在天津近郊，父亲是车间木工，母亲在纱厂缝纫。17岁进了大厂学徒，和刨床、车刀打了八年交道。1964年被破格提拔为车间副主任，1968年已是厂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底，他临危受命，出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口。不到两年，周总理向中央提名，将这位年仅三十九岁的青年干部推上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负责全国工业与交通。有人羡慕他坐了“直升机”，也有人在背后嘀咕：这小伙子能飞多久？
站得太高，脚下往往更觉飘忽。孙健心里明白自己的底子，既没“雄厚资历”，也无深厚背景。在四届人大闭幕后的合影里，他站在谷牧身旁，两人相差十九岁，一老一少的对比十分鲜明。周总理在接见时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下去转一转，不懂就问老同志，三年后再谈成绩。”这句话成了孙健手边的小纸条，每次出差他都会翻看。
副总理的头衔没让他忘记工装的尺寸。1976年那场震动全国的大地震，他第一时间钻进唐山塌陷的厂房，鞋面被钢筋划破。随行干部担心危险，他摆摆手：“我就是干这个出身，不进去怎么知道断在哪儿？”类似的场景多得数不过来，久而久之，群众认他，媒体却很少提他，他的名字像是被蓄意隐藏在厚厚的公文后面。
“有没有一点心慌？”一次散步时，谷牧半开玩笑地问他。孙健笑了笑：“我还在‘学徒期’，心慌也没用，学好手艺更要紧。”外界听来轻松，只有贴身秘书了解他的失眠——几乎夜夜两点醒，失眠日子他把空地翻出菜畦，说是“活动筋骨也活动心思”。
四人帮被粉碎后，干部队伍大清理，孙健预感自己的“学徒证”快到期了。1978年3月，他在京西宾馆的小会议室被正式通知：副总理一职撤销，回天津原系统工作。宣布人语气平静，没有指责，没有审查，只一句“组织上另有安排”。会后，他给夫人打电话，仅说了十二个字：“一切照旧，拾掇屋子等我回家。”
晚上抵津，夫人先是沉默，随即红了眼眶。孙健拉过茶几上的马扎坐下，轻声安慰：“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你别胡思乱想。”这句对话，在家里人看来平淡，却像一把闸刀，割断了过去三年的高位风光。
重返天津第一机床厂，他领到的工号是A322，比当年学徒时期多了一个字母。车间师傅好奇他会不会操作，现在的人怕脏手，他举起袖口笑道：“到位就得动手，规矩没变。”有意思的是，离开高位后，那顽固的失眠突然不翼而飞，午饭后十分钟，他能靠在车床旁就着轰鸣声打盹。
1980年代初，大批“工农出身的中央领导”陆续回到基层。吴桂贤在咸阳纺织厂戴起工号牌，李素文出现在沈阳的冲压车间，陈永贵退居晋中山村。孙健也没闲着，整天泡在试制车间。1985年，他被推举为新项目经理，负责自动化机床国产化攻关。那会儿外资设备一机难求，自主研发迫在眉睫，他带人摸索出改良方案，硬生生把进口设备价位压到三分之一，厂里给他记个人二等功。
孙健总说，“我是被时代推着走，先抬高，再放下，这没啥。我要真是金子，埋土里也发亮。”同事们听得服气。工友老李回忆：下夜班遇到难题，孙健常披大衣跑来帮忙，肩章早摘掉，可动作比谁都利落。
1997年11月3日，孙健因肺癌医治无效逝世，年仅六十一岁。遗体告别那天，没有高规格的官方吊唁，没有嘹亮的哀乐，只放着他生前最喜欢的留声机版《长城谣》。亲友默立之际，两只花篮被悄悄抬入灵堂，挽带上写着：“痛失同志——谷牧”。孙健夫人见状，忍不住泪如雨下：“他没忘记你。”熟悉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既是同志情，也是战友情，更是对那个特殊年代复杂人事的一声长叹。
若细数孙健的一生，三年副总理、十九年工人，两个身份截然不同，却又浑然一体：前者让他见识国家机器运转的全貌，后者让他回到钢铁与机油的本行。正因早年在车间里练出的“对螺丝负责”的原则，他在高层不敢越雷池半步；而三年过后，回炉成钢，也能继续把一台机床调到最佳。对照那句口头禅——“我就是工人”——其实他从未改变，只是坐标不同，工具不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被卷起的人并无选择权。孙健从高处落回地面，没有怨言；他深知自己的短板，也清楚自己的本色。对于“被解除”的真正缘由，官方从未给过公开定论，他本人更是守口如瓶。人们只能从时代脉络中揣测：政治回潮、干部调整、知识与资历的重新评估……可所有答案，都不妨碍他在车间里再次焊接起自己与共和国工业的纽带。
天津机床厂的老职工至今忘不了那位始终穿灰布工作服的“孙工”，下班后拎着破饭盒骑永久牌自行车穿过北宁公路，车铃声清脆，一路没有护卫，没有随员，只有滚滚钢花映在他灰发上的斑斓光点。那是他回到原点后，最自在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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