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野卫生部长，因需要彭总让他转入地方，28年后调总后副部长|副部长|总后勤部|野卫生部长

一九五〇年仲夏，兰州城外的黄河岸边仍透着战事余温。清晨查房时，医护们听见院长轻声感叹：“贺部长说，救百姓，和救战士一样要争分夺秒。”语音不高，却让人记住了那位个子不高、步伐生风的贺彪。正是在这样的场景里，人们才慢慢明白，一位从行伍里闯出来的老红军，是怎样把枪林弹雨中练出的脊梁，移到手术台灯下。

沿着时间往回走，能抵达一九二六年的湖南沅陵。年方十七的贺彪，跟着乡亲抬脚进衡阳，看见街头张贴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贺龙”大字布告，于是第一次记住了“贺老总”这个名字。翌年，革命风云骤起，湘西红六军宣告成立，他毫不犹豫报名参军。兵荒马乱中，他从扛枪杀敌转到包扎救护，并非出于浪漫，而是因为新组建的医训队急缺识字的人。

队长这顶帽子压在头上，贺彪的命运就此改写。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一路辗转，他始终跟着贺龙，先学急救，再学外科，最后挑起卫生部长的担子。长征途中，他背着药箱翻越夹金山，最艰难的一段是泸定桥前，十三天只啃野菜根。他后来笑言：“那时若不是忙着抢救伤员，早就栽倒在木板缝里。”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一二〇师挺入晋西北。贺彪分管的野战医院往往扎在离前线二三十里处，炮声滚滚，他带着医务兵来回穿梭。阴森的窑洞里，他摸索着做阑尾手术，缝合最后一针时，外头还在爆炸。为了补足药品，他给南梁根据地开办了小型制药所，连板蓝根片都是自己研磨的。晋绥抗战八年，那些靠自制药救回的伤病员，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晋绥军区卫生部长。每逢夜深，总能看见他抱着油灯，趴在案头写计划：从晋中到吕梁，需要多少卫生员？缺多少青霉素？写好后立刻派人去延安、太谷、兴县各处调配。凭着这股拼命三郎的劲头，晋绥边区的医疗网竟在战火中织密。

一九四七年，西北野战军组建，他成了一野卫生部长。陕甘宁高原苦寒，许多红军老战士带着伤寒、疟疾，地方百姓更是缺医少药。他跑遍河西走廊，用土法改良伙食、推广灭鼠运动，硬是在半年里把伤寒发病率压下去三成。前线将士亲切地叫他“救命贺”。

一九四九年春，西北大局渐定，西南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贺龙急缺懂卫生也懂军队的人手，点名要贺彪同行。可此时的西北医疗顽疾不见好转，彭德怀权衡再三，对贺彪说：“西北离不开你，地方工作还得你挑。”一句话，就把他钉在了黄土高原。自此，他脱下军装，改任西北军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西北军政卫生部长，算是彻底转入地方。

说来容易，真干起来却是另一番景象。西北三省方圆数百万平方公里，骨科专家寥寥可数，胸外科干脆是空白。兰州、银川、张掖，不少科班出身的医生憋不住，宁可千里东去，也不愿在荒凉的戈壁守着贫瘠的手术台。贺彪常常半夜写信，请求保留专业技术人员：“缺水、缺电、缺酒精，但只要缺了人，设备不过一堆破铜烂铁。”

有意思的是，他向甘肃省政府递交了一份并不长的建议：给专家腾宿舍、解决家属就业、保留一定的进修名额。从此，兰州医学院陆续留住了一批骨干；七一制药厂的锅炉第一次昼夜不歇地冒烟，青蒿、黄芪在流水线上翻滚，一批批药片走向青藏高原。西宁军区的马队配发了便携箱，里面装着他亲自挑选的紫药水、磺胺、纱布。许多牧民第一次见到打针的玻璃注射器，捂着胳膊道一句“谢谢贺部长”。

到一九五四年，西北边地的鼠疫统计病例下降到解放前十分之一。春天，中央决定组建新的卫生部班子，再三思量后，将时年四十五岁的他调往北京，出任副部长。一纸任命，把黄河岸边的老屋留在身后，他揣着满兜的防疫手册上火车。北京需要他，把西北的经验带到全国。

在卫生部那几年，他推行“院系制结合”的思路：医院管临床、学院管教学，两条线互通人事。为了解决基层缺医短板，他拍板办了西藏、青海的巡回医疗队；又主导把军内积累多年的野战救护法编写成《野外紧急救护指南》，下发各省。那本装订粗糙的小册子，后来在唐山大地震救援中被无数青年医生当做“教条”，在黑夜瓦砾里找准止血点。

时间拉到一九七七年，国防现代化的号角吹响，总后勤部改扩编，急需久经沙场又熟悉行政的“老卫生”。六十三岁的他奉调出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再一次披上了军装。有人担心年纪大了，他笑说：“打针动刀都不含糊，伏案批件更能坚持。”同年，他牵头的调查团跑遍沈阳、成都、乌鲁木齐三大军区，为野战医疗车、野战手术帐篷制定新标准，并推动野战外科研究所成立，把当年自己缝合伤口的经验写进作战医学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