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10日清晨，北京飘着碎雪，人民大会堂的灯却彻夜通明。身着深蓝棉袄的邢燕子揣着一张写着“执行主席”的座次卡在门口等候，她的脑海里却不断浮现司家庄北大洼被冰封的沟渠。有人悄悄提醒：“轮到你进去啦！”她这才抖去肩头的雪粒，大步迈进会场。
二十多年前，邢燕子出生在燕京城，一个乳名再普通不过。她真正扎根土地，却是1956年回到宝坻的那个黄昏。那天旷野里只剩残雪和零星的麦秆，村口的老人眯着眼问她：“小丫头，你真舍得扔下城里的饭碗？”她回答得干脆：“田里缺人，我能顶一人。”这一句显得轻，却把她往后几十年的道路钉死在泥土里。
司家庄频遭涝灾，青壮劳力又不断外流。1959年最险的那一季，全村两百多口人背靠一堆发霉的高粱面过活。邢燕子带着十几名姑娘把犁套在肩头，两人一组硬生生把一千多亩地翻完；肩膀磨出血泡，也没人停手。有人泄气，她冲着队友喊：“地不翻透，谁都别想靠墙歇。”这股狠劲儿第一次让乡亲们把“燕子”当主心骨。
1960年春，河北日报一篇通讯把“燕子突击队”推到全省头版。可真正的拐点来自于同年秋天的那封加急电报：新华社要把她请到北京作报告。邢燕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连绵的荒地，突然有点慌——她甚至没来得及准备像样的行李，只带了半麻袋玉米种子，打算会后顺路寻些良种配比。
北京之行让她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先进青年”“农业战线劳模”“华北十大红旗手”等诸多荣誉的代名词。荣誉也带来头衔——乡大队支书、县委员、省妇联副主任、天津市委书记……到1964年底，邢燕子先后肩挑16个职务，公文堆得连她自己都分不清哪份该先签。她偶尔打趣：“开会比春播都忙。”
最棘手的，是两头都耽误不得。一天深夜，她在天津市委会议室批文件，宝坻来电：“北大洼水闸坏了，麦苗浸水。”邢燕子扒了几口小米粥就往家赶，抵村时已近凌晨。她披着棉大衣跳进冰水里抢修闸门，乡亲们顿时放心：这还是那个敢跪在犁把上拽地的“燕子”。
繁杂职务的难题最终摆到周恩来面前。1965年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工作人员将邢燕子的职务表递给总理。周恩来看完，沉默片刻，提笔批示：“去掉中间各项，只保留最低和最高。”短短十四字，却像在乱线团里剪出两头——最低职务让她继续在第一线试稻育麦，最高职务则保留中央委员的政治荣誉。批示很快下达到地方，邢燕子松了口气：“总理帮我把田地留住了。”
削减职务后，她更专注基层。1966年初春，她带人把北大洼彻底改造成高台田，亩产从不足百斤冲到八百斤。天津统计部门看了数字半天不敢盖章，派人实地复核，结果一亩地竟打出九百二十斤稻谷，引得四邻纷纷来学。
1973年，她随天津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有人在欢迎宴上问：“听说你在国内当市委书记？”邢燕子笑着摇头：“书记不书记，都得给庄稼人跑腿。”翻译照译过去，东道主哈哈大笑，这句朴素回答成了当天新闻。
进入八十年代，农村体制改革滚滚而来，司家庄也试办家庭联产。邢燕子多次夜访农户，听完大伙儿的顾虑后说：“责任田归你，水渠、泵站归集体，咱双保底。”这个“两归双保”法子一年就稳定了产量，还保住了基础设施。
1987年，她调任天津市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此之前，邢燕子从未坐过带扶手的转椅。刚进机关，她干脆把扶手锯掉换成木凳，理由是“腿脚落不住劲儿”。下乡调研，她带的行李依旧是一个粗布包，里面卷着常备的胶鞋和草帽。年轻干部好奇，她摆摆手：“下地就得像个庄稼人。”
1995年北运河决口，堤坝加固需要大量志愿者。已经55岁的邢燕子扛着铁锹第一个跳进泥浆。有人劝她：“您是副主任，不必上前线。”她回一句：“副主任也是人，不是牌位。”这句话后来被区里刻在防洪纪念碑侧面。
两千年后，她退休在家，拂晓照旧五点起身，绕小区跑两圈，再翻翻农业科技资料。邻居碰见问：“老太太，还想种地？”邢燕子笑：“手不握锄头，心里就发痒。”人们这才惊讶，她的指甲缝里仍残着常年干活留下的黑痕。
2022年4月6日，邢燕子因病去世。宝坻到司家庄的柏油大道上自发出现一排写着“燕子队长，一路走好”的黄纸条；北大洼的水面被漾开的春风吹皱，仿佛当年那群姑娘们拉犁时留下的步痕还在。人们再次想起周总理那行字：留最高，是国家的褒奖；留最低，是土地的需求。或许，这就是邢燕子一生最精准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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