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冬，热河西部的山道被雪封了一夜。天刚蒙亮，四十一军司令孙殿英披着皮大氅站在关隘口，他拍了拍冻得僵硬的马鬃嘟囔：“这鬼天气比北洋的枪子儿还难缠。”几名亲兵插科打诨，气氛却一丝不敢松。此时距离他炸开东陵、搅动全国舆论，已过去整整五年。雪粒敲打革靴的声音里，孙殿英的命运也一步步滑向更陡的坡面。
1889年，孙殿英生于河南永城马牧乡，幼时天花落痕，人称“大麻子”。乡邻记得，他读书不久便厌倦私塾，转去赶庙会、混拳场。二十岁左右投入“庙会道”，凭胆气混出点名头。1922年，他干脆把那帮道士编成火枪队，自封营长。军阀混战的大舞台，正缺这样不要命的角色。
1925年夏，他把队伍拉到山东济宁，投了“青岛大帅”张宗昌，转眼被封第35师师长。张宗昌粗豪，孙殿英更滑，靠给上峰找古玩、送珍奇站稳脚跟。1926年兼任大名镇守使时，河北、河南一线已流言四起：这位孙师长爱算卦，出征先摆香案，不看军令看罗盘。有人不屑，可士兵愿跟他混，因为粮饷从不拖欠。
1928年6月，孙殿英带师驻蓟县演习。所谓“演习”，其实包围马兰峪东陵。七月初，他命工兵炸开慈禧地宫石门，亲自蹲在棺前翻宝。随手抽出的那支九龙宝剑，剑鞘金丝密缠，寒光刺目，他却半点敬畏也无，“老太后算什么，今天归我大麻子了。”一句话传出，满汉贵族炸锅。溥仪坐在天津张园的西式书房里狠狠摔茶盅，给蒋介石发电要求严办。
社会炮轰声越演越烈，孙殿英才发现自己点燃的火太大。为了平事，他把九龙宝剑搬上戴笠的汽车，“请”戴转交蒋介石，又奉上慈禧口含夜明珠给宋美龄，连“金玉西瓜”也塞进宋子文宅门。南京政府表面调查，最后不了了之。他安全退场，却由此种下身败名裂的种子。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任命孙殿英为陇海东线主将，画饼说“胜了安徽给你”。孙殿英信了，提前印“安徽银行”纸币，多到装满数十箱。结果战场失利，纸币成废纸，只能率残部翻太行逃命。到山西后，他吃尽阎锡山的冷脸，一碗稀粥配酸菜，让这位吃惯山珍的“麻哥”抑郁多日。
有意思的是，倒霉并未打碎他的野心。张学良出面调和，他的四十一军编入东北军序列。冀晋一带烽火连天，他却频频同共产党人接触。1932年秋，宣侠父赴晋城，孙殿英亲迎五里之外，两人在城外小庙彻夜长谈。宣侠父劝其抗日，孙殿英连连点头，拍着酒盅说：“要打鬼子，我孙某还有几分胆。”这句掷地有声，却也难掩他一贯的两面性。
随后热河保卫战，他确实带兵死扛十余日，可粮弹不继，只能弃城西撤。有人骂他假打，他回一句：“少枪少炮，咋守？”嘴硬背后，脑子却飞快转：既得保命，又不能让人叫作汉奸。于是出现名噪一时的《约法三章》——投汪精卫的南京伪府，不向日军缴械，不与正面国军作战。看似硬气，实则给自己套上“灰色外衣”。
1940年起，中条山成了孙殿英最后的根据地。日军修堡筑路，他粮道被断，陷成孤岛。1941年盆雨季，他被围两月弹尽粮绝，只得交涉投汪。汪伪政权封他“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日军却把他圈在北平严密监视。投降而不被信任，这是孙殿英的宿命。
正当外界以为他会彻底随日伪走到底，1944年他又暗中帮助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定南。每月给王生活费，还在日特面前作保：“这是我朋友的孩子。”王得以逃生。坊间传言，孙殿英此举出于旧情，也算给自己留后路。
抗战胜利后，他接受国民党改编，番号“暂编第25军”，进驻豫北。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发动鲁西南战役，孙殿英部被围张庄。绝境中他先派副手试谈，自己则蹲在地窖抽鸦片，连抽三杆，终叹道：“蒋委员长救不了我，走一步算一步吧。”9月8日拂晓，他命人高举白旗，整军受降。现场仅一句交代：“兄弟们，全当换条生路。”
被俘后，孙殿英被送至漳河军管所。多年嗜烟，突然断绝，剧烈腹泻，被医生记为“烟后痢”。管理所特批少量鸦片，日减分量，加桂皮粉以替味，三月后他竟真戒了毒。戒断那天，他写下八个字：“老命可弃，烟瘾难留。”自嘲意味浓厚。
1950年初春，他病势沉重，诊断为慢性痢疾合并肺部感染。生命弥留时，他拉着警卫员袖口，声音微弱：“别再让后人学我炸陵掘墓。”这句遗言被记录在案。三日后，孙殿英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纵观其生涯，起于盗墓，盛于钻营，转折于乱世，落幕于“烟后痢”。有人说，他是民国乱局催生的野狐禅；也有人说，他在国共与日伪夹缝中的几次摇摆，是典型军阀的活教材。史书会记他东陵一炸，也会写他投汪后仍暗助抗日联络。功过之间，最醒目的标签还是那柄九龙宝剑，以及棺椁前的那声轻蔑——既成笑谈，也成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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