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深秋，延河畔的枣园招待所里，几位昔日的新四军老同志重聚。炭盆噼啪作响，灰烬飞起，刘少卿缓步进门，看见了久未谋面的罗通，目光略显踌躇。短暂沉默后，他走上前，低声说道：“老罗，当年那句狠话……对不起。”罗通笑着摆手，“老刘，都过去几十年了，还翻什么旧账？”一句化解尴尬，却把在座的人瞬间拉回到烽火岁月。
时间跳回一九三八年冬，华北战事吃紧。中共中央决定挺进豫鄂边，打通南北、中西抗日联系线。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先后到达黄安（今红安），共同筹建后来的新四军第五师。三个人一个管政治、一个抓地方、一个掌军事，在腥风血雨中磨合出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刘少卿那时三十一岁，军校底子扎实，枪炮地图样样精通，被推为参谋长并不令人意外。
豫鄂皖边地形险峻，沟壑纵横，国民党顽军与日伪势力犬牙交错，村落间隔小半日脚程就可能遭遇堵截。要立足，就得先活下来。刘少卿常把手杖往沙盘上一顿：“咱们兵少枪少，就靠机动。夜色是被子，群众是围墙。” 因此，五师的作战节奏快得惊人，一夜之间转移百里是家常便饭；胶鞋磨破了，战士们就换草鞋，咬牙也要按时出发。
一九四一年春的麻城北山阻击战，是刘少卿的“教科书式”指挥。凭借对地形的熟稔，他让两个团分路穿插，利用山谷回声制造主力已撤的假象，又在制高点埋伏重机枪。一阵急促的火舌喷出，顽军被困山腰，整连被俘。五师第一次从敌军手里夺得大批迫击炮和步机枪，战士们拿着“洋玩意儿”兴奋得一夜不睡。
然而，他的急躁也在高强度作战里悄然放大。最典型的冲突出在一九四三年夏季的紫云集攻坚。进攻前夜，团政委罗通提出侧翼洞口火力不足，建议推迟半小时发起冲击。刘少卿皱眉反问：“等到天亮？违令就是贻误战机！”随即话锋一转，声色俱厉：“再啰嗦就拿军法从事！”那句“就地枪决”像锋利暗箭，令枪膛已清膛待击的罗通瞬间满脸铁青。斗嘴成了公开对峙，幸得任质斌居中劝解才作罢。
紫云集战斗最终以小胜告终，罗通不仅无伤，还俘来一门山炮。但夜色归营时，他蹲在炮旁，冲身边的连长低声说：“要是我倒下，也算对得起乡亲。”那一刻，战友才看出他心底的憋屈与决绝。消息传到师部，刘少卿沉默良久，终究没再提处罚。
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原突围打响。五师主力化整为零，从大别山突出重围，沿豫皖湘鄂边渗透北上。刘少卿与罗通前后脚抵达延安，衣衫褴褛，却都挺直腰板。物资奇缺，刘少卿要养家，口袋里却只剩两枚银元。罗通见状，把自己攒了大半年、用旧布包好的十四块银元、几千法币推到对方面前：“你家里比我困难，这些拿去。”刘少卿怔住，嗓子哽了一下，但到底还是收下，只说了三个字：“记在心。”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组织分路用兵。罗通被派往晋绥军区担任警备旅政委，转战吕梁、汾孝一线。刘少卿则北上东北，在新组建的辽吉纵队任参谋长，随后抽调至华东野战军，负责筹划铁路警戒和后勤补给。岗位更迭频繁，加上个人性情耿直，他在新的指挥体系里并未像李先念那样节节高升。
一九五五年授衔，罗通定为副军级少将，刘少卿却只是准军级。不少了解内情的老兵都惋惜，认为从资历与战功看，他应是正军。也有人私下议论：调动太多，岗位跨度大，论资排辈终不及那些长期带兵打大仗的军长们。刘少卿听到了，只淡淡一句：“组织有安排嘛。”
建国后，他调任上海铁路公安局局长，下辖三个团，负责浙赣线、沪宁线的治安与抢修。朝七晚十，天天跑码头、钻隧洞，抓惯匪、灭暗线，却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自己当年的赫赫战事。有人问他：“老首长，您当年指挥过几万人，怎么甘心守铁路？”他摆摆手：“保住交通线，和保住根据地一个理。”
岁月无声，却从不失手。进入七十年代，昔日的尖兵逐渐卸下军装，转入地方安度晚年。刘少卿搬回河南老家，住在母亲留下的土坯院里，种菜、喂兔子。对于年轻人提起紫云集口角，他只是苦笑：“我当时就怕拖延，结果差点害了人。”
再说罗通，身居简出，给子女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一只褪色的布口袋，那里面早已空空如也。唯有一张旧照——山野合影，刘少卿居中，罗通半蹲在旁，战马在后。画面里的笑容，被胶片定格在硝烟迷离的四三年。
再次握手的晚上，刘少卿的道歉并未用华丽辞藻，只是一句“对不起”。这声道歉里，埋进了当年草鞋浸透汗水的味道，也埋进了夕阳下金色麦浪的温度。罗通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活着都不容易，还计较啥呢？”
往后几年，两位老兵偶尔通信，谈的仍是部队伙食、乡间秋收，不提功劳，也少提荣誉。熟悉他们的人都清楚，真实的慰藉，不是勋章，而是一句来得稍晚的“对不起”和一句早已准备好的“没关系”。这份相知，胜过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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