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17日拂晓，滦河北岸深山雾气翻涌，山村杨家铺像往常一样寂静，偶有犬吠。谁也没料到，这座仅两百多口人的小村，将在数小时内被枪火撕裂。
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太平洋战局已把日军拖入颓势。华北敌伪据点相继萎缩，铁路干线上列车时常断驶，各地普遍判断胜利在望。正是在这种大气候里，中共冀东区党委计划召开一次骨干大会，重点讨论战后“减租减息”和接管政权的细节。自认为隐蔽到位，周文彬等人挑中了山坳里的杨家铺——偏僻、炊烟少、进出口仅三条羊肠小道，看似天衣无缝。
会议规模前所未有：500多名行政干部、300多名警卫战士星夜赶来，会场就设在村东的一处土窑洞，外面又临时修了伪装工事。数字上看，参会与护卫比例接近二比一，足够自豪。可惜，警戒环节却因麻痹而被大幅削弱——外围哨兵只布置了两层，且缺少轮换，防区间还留出死角。
相距百余里，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悄然调整部署。3 000余人分三路集结丰润、迁安一线，配发迫击炮和重机枪，并带着详细地形沙盘。从俘获文件、内部告密到沿途侦听，无论哪一种渠道，敌人已把杨家铺作为“十月份最大收获”刻进作战计划。
17日凌晨四点，大雾遮天，日军前锋贴着沟壑潜入。夏庄子方向首先感到异样：犬吠声忽然齐停，紧接着细碎脚步传来。丁振军扒上低矮的土墙，借微光看见一抹灰黑身影，“敌人来了！”他压低嗓子通知战士，并立即向主会场发报。
电台刚发完，东、西、北三面同时爆响。机枪子弹如暴雨，羊肠小道上火光连成弧线。周文彬判断失误，以为来敌不过数百，决定依托制高点阻击，等待路南主力接应。他亲率两个排直奔马蹄山，却被迫击炮火硬生生堵回山脚。剩余几条小径也已设伏，显然日军早一步卡死。
局面瞬息胶着，突围成了唯一选项。周文彬下令分散突围，随后与卫队相互掩护向北移动。混乱中有人大喊：“兄弟们，跟上首长，别顾我！”声音被枪声吞没。首轮冲击损失惨重，近百名干部倒在小河沟。
中午时分，一对并肩冲锋的身影格外醒目——宣传部副部长吕光和夫人刘喻芬。吕光被子弹擦伤胳膊，仍举枪反击；紧接着第二颗子弹洞穿胸膛，他踉跄倒地。刘喻芬扑上去，试图背起丈夫，几乎同时胸口中弹。两人紧紧相拥，再无声息。
下午三点多，周文彬带领余部又一次尝试突出口，仍旧失败。硝烟遮天，弹药见底，他环顾四周，只剩零散百余人。就在这绝望时刻，第二连连长刘景余带着三十多名战士从北侧杀出一条缺口。刘景余吼道：“考验到啦，跟我来！”他带走机关干部百余人成功突围，旋即折返两次，把能找到的同伴再抢出来一批。
第三次冲锋临近黄昏。刘景余把仅剩的一挺轻机枪架在乱石后，高喊：“谁倒下不准扶，枪不能停！”弹链打光，他干脆端起步枪上刺刀，带头猛冲。连续几簇火光之后，这位当地出身的年轻连长踉跄倒地，手还攥着空膛的枪。
战事至傍晚趋于散乱，日军完成“扫荡”后开始收网退去。杨家铺及周边山峪血迹遍布，炊烟化作焦土灰烬。800多名八路军干部战士，到点名时只剩120余人；周文彬、丁振军、吕光、刘景余等430余人牺牲，其余大部被俘或失散。冀东军民多年经营的干部体系因此出现严重断层。
劫后两日，突围者抵达军分区司令部，详细汇报经过。校对名单时，一个个熟悉姓名后面出现红色“×”，站在场边的电台报务员捂脸啜泣。接下来数周，分区机关紧急重组，抽调各县区优秀骨干补缺，秘密交通线也被彻底梳理重设。
关于情报泄露的源头，当时就存在三种说法：一是日军捕获交通员，从其文件袋中获悉会址；二是投敌分子潜伏内部；三是敌军靠盯梢侦察发现大批干部异动。究竟何种因素起主导作用，档案至今无定论。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侥幸心理都会让血的代价成倍增加。
杨家铺教训随后被整理为《冀东干部集会失利记要》，发至各级部队。文件开宗明义指出：即便大势向我，也须“敌情第一、保密第一”。从此以后，晋察冀乃至其他根据地，任何跨县级的干部会议都必须执行三道警卫，电台频率日更，外围侦察纵深不少于十里。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幸存干部随部队入驻天津、唐山，推动减租减息、没收汉奸财产等政策，工作量大增，却再未出现类似集体失陷。杨家铺的残垣断壁后来被定为烈士墓地，一座座青碑静立在山风中，铭刻着那场惨痛失误，也见证着组织对安全保密制度的彻底反思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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