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清晨，维多利亚港的雾气刚散，几个茶水档老板远远看到白底青天白日旗在甲板上飘动，惊得差点把搪瓷茶盅碰翻。对港岛百姓来说，那面旗帜好久不曾出现，日军的降旗仪式才过去一周，谁都没料到国民政府的军舰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硬气。
英军此刻仍困在九龙营房里清点物资。几天前，伦敦外务部电令只是让驻港总督“等待盟军指示”，可等来的却是张发奎第三方面军的陆战队。英军参谋长愣在港督府门口，只挤出一句英文：“Too early。”传令兵回头小声嘀咕：“长官，人家根本没打算晚来。”
把时钟拨回到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随即划定十六个受降区，香港、广州及珠江口列入中国第二方面军管辖。张发奎那天在广西梧州听电台，当场拍桌：“这回轮到我们进香港！”他1925年镇海登岸与英军擦枪走火的旧账，从没忘。
需要注意的是，伦敦对香港的主权安排从未松口。1842年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60年的《北京条约》再把九龙半岛南段划出去，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又租下新界九十九年。三份文件，从法律到心理，把港岛变成帝国的前哨。可二战让帝国元气大伤，伦敦已无力对远东殖民地投入兵力，却仍想保住象征意义。
张发奎率先行动，也有现实考量。国民政府急需战后显示主权，收复台湾、收回东北只是时间问题，港澳若慢半拍，很难向国内舆论交代。更棘手的是，美国暗示英国：太平洋秩序仍要“同盟”演出，不希望中英在香港对峙。蒋介石表面支持张发奎“登陆受降”，实际却三令五申“不得与英军冲突”。
8月下旬，张发奎抵广州，随行参谋做了两套方案：和平接管与武力震慑。和平方案要与港督会晤签字，可港督正在越南峴港的英军司令部避风头；武力方案则趁港口真空期直接占领要塞与电台。张发奎选了后者。他说：“倘若谈判，香港永远回不来；若先站稳脚跟，再谈什么都好说。”
9月2日，第一梯队两千余人乘“永靖号”等登陆舰在西环登岸。港岛居民夹道挥手，呼声震耳。许多人把珍藏的青天白日旗、五星帽徽全拿出来，四年日伪统治的苦闷顷刻爆发。有位老商人激动到哽咽：“总算见到自己国家的兵了。”这一幕让港英宪兵更陷窘境：开枪驱散？那是对盟军；袖手旁观？等于默认接管。
英国远东舰队当晚由新加坡北上，企图“恢复管辖”。9月4日清晨，英军驱逐舰驶入港口试探，双方炮口一度对准。张发奎命警戒部队不先开火，同时派参谋登舰递交蒋介石亲笔信，措辞客气，核心一句话却刺眼：“中国军队已完成对港之受降，望贵方配合清算日寇。”英方没吭声，双方僵持整整八小时。
正当紧张升级，重庆来电。蒋介石考虑到战后国内形势与美英关系，命张发奎“即刻撤离，北上整编”。电文语气强硬，给他留下的余地几乎为零。参谋把电报递给张发奎，他沉默许久，抬头说：“命令是命令。”有人低声劝：“打下去也未必有胜算。”他苦笑，却还是安排撤出程序——港岛大街小巷的彩旗，这才挂了三天。
9月9日黄昏，国军运兵车驶离皇后大道，群众一度追着车辆奔跑，场面令人唏嘘。张发奎登舰前回望一眼维港，身边副官忍不住问：“长官，真甘心？”他摇头，只丢下一句：“记住今天。”这一幕后来在香港坊间传为“未竟的收复”。
撤军并未让英国人得到轻松结局。殖民地政府在战后数年仍面对经济凋敝、民生荒芜以及华人社团的政治压力。伦敦不得不投入有限资金，并依赖华资商业维系运行。正是那段曲折，孕育了战后香港的金融加工型经济雏形，也让英国当局看到了继续占领的高昂成本。
对国民政府而言，失去主动意味着更长的谈判周期。1950年代以后，中英以“留待适当时机协商”为口径互相试探。等到1982年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才真正把香港问题推上决策日程。表面看那是中英双方的外交交锋，深层却能追溯到1945年那场短暂的驻军——若张发奎当年得到更明确的政治授权，历史走向或许截然不同。
战史档案记载，国军在港期间共缴获日式轻重武器两千余件，遣返日俘三千人，还协助香港华侨善后会发放粮票九十万张。那些数字后来被英国官方报告淡化，却在当时港岛报纸保留痕迹。《星岛日报》1945年9月6日社论一句话尤其醒目：“国军虽去，山河自在人心。”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1997年7月1日零时，五星红旗在港岛上空升起。见证仪式的人若回想1945年的那三天，很难不生出 “历史差一点改写” 的感慨。香港提前五十二年回归的机会，最终消失在复杂的国际与国内权衡之中。历史没有假设，唯有记录当时人怎样在动荡的局势里选择、妥协或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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