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9日清晨，岭南的空气带着微凉，罗湖火车站却早早沸腾。汽笛声里，一列自北京出发的专列缓缓停靠，人们知道，八年前同样坐着火车到来的那位老人，又回来了。
车门一开，邓小平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迈出车厢。站台上没有长篇欢迎词，只有一句简短的礼貌问候。老人环顾四周，高架、商厦、霓虹交织成的天际线与1984年第一次南下时大不相同，深圳的脉搏跳得更猛、更快。
同行人员请他先去休息，他摆摆手：“别急，先看看。”短短四个字，把访客和主人都带进了紧张而兴奋的节奏——这不仅是一次普通的视察，更是对改革成色的一次比照。
进入市区，汽车沿深南大道疾驰，两侧的施工吊塔仍在升降，仿佛与时间赛跑。“速度怎么样？”老人侧头问司机。司机一笑：“您说的‘时间就是金钱’没忘。”这句半玩笑话，让车里的人轻松不少，也提醒大家南巡并非仪式，而是一次实打实的体检。
20日上午，国贸大厦成了行程第一站。大厅里反光的花岗岩地面照出老人的身影，他抬头望着写字楼顶层，“三天一层楼”的传奇像字幕一样划过脑海。他没有停留，电梯直达顶层。俯瞰脚下的城市，邓小平连说两遍“不错”，声音不高，但足够让随行者心底踏实。
离开国贸，车队拐向华强北，新兴企业的招牌林立。十点刚过，一块写着“先科激光”的蓝色标识映入眼帘。这里的主人名叫叶华明，出身显赫却行事低调。
叶华明接到通知时，还在车间检查样盘。有人悄声提醒：“小平同志快到了。”他抹了把额头的汗，顺手把白大褂扣好。门外车声停下，老人下车，目光迅速捕捉到叶华明，先是端详，随后微微一笑。
介绍词只说到“叶挺将军之子”时，邓小平已伸出手：“你是叶老二吧？”语气亲切得像拉家常。叶华明愣了一下，“不是，我排行老四。”指尖比出数字，带着难得的童真。老人哈哈一笑：“算起来，我们快四十年没碰面了。”这一握，把革命年代的记忆与改革年代的激情紧紧系在一处。
走进生产线，机器轰鸣。叶华明边走边汇报：“首批激光唱片明年将达到一百万张。”邓小平停住脚：“人才从哪儿来？”“全国招，平均二十七八岁。”答案令老人满意，他回头嘱咐随行干部：“高科技就该年轻人冲在前头。”
几分钟后，他又抛出一个问题：“版权怎么处理？”叶华明立即回答：“按国际规矩出版权费。”老人点点头，没有再说。对他而言，科技与规则都得跑在同一条轨道上，这话简单，却把一座城市与世界对接的门槛讲透了。
参观结束，工人们自发排成两列鼓掌。邓小平微微挥手，道一声“谢谢”，随后被搀入会议室休息。短暂茶歇里，他提笔给深圳留下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笔画劲挺，不做花哨，像极了深圳筑楼的风格——直上云霄。
外界并不知道，在那只言片语背后，老人心里还盘着另一笔账：彼时苏联解体余波未平，东欧剧变阴影犹在，一旦改革停滞，中国或将陷入动荡。南巡目的之一，就是用深圳实践再给全国打上一剂“定心针”。
叶华明同样清楚，先科的设备、专利、市场都需与国际接轨，稍有迟疑便被抛在后面。回忆那天，他对朋友说：“小平同志一句‘要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我听得心里发热。”七个字，与其父当年率部东征的胆识隔空呼应。
下午行程还排了港口、专科大学、边检站。老人连轴转，没喊累，只在登船跳板时稍稍扶了栏杆。随行医生提醒：“注意休息。”他摆手：“别浪费时间。”这一刻，没人把他看作八十八岁的老人，而是把他当作列车上的那股动力。
21日黄昏，车队返回住地。窗外红霞染透大榕树的叶子。有人问：“明天去哪儿？”秘书翻开行程表，密密麻麻的地点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老人听见，轻声答：“先看蛇口，再议其他。”语调平和，却带着不容更改的坚决。
夜深灯未熄。笔记本上，他重新梳理了特区十二年数据：工业总产值、外汇收入、注册资本……数字冲击感十足。批注只写一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字迹与1984年那次批语几乎重合，却因时代背景不同而更显厚重。
22日中午，在蛇口港口，他远远看见巨幅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仍在，笑着对招商局负责人说：“口号没过时，得落实。”负责人欠身应答：“一定。”短短对话，像是把硝烟味儿十足的口令再次传下战场。
三天视察结束，老人启程去珠海、广州、上海。临行前，他对市委干部叮嘱：“特区要继续大胆试，不符合实际的规定先搁一搁。”话虽轻，却为后续全国放权、市场化改革打开了阀门。
当列车驶离深圳站，叶华明站在人群里，只觉手心仍保留那股余热。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刚刚开始。先科车间灯火通明，工人连夜调试激光头，没人喊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座城市要用速度和质量证明，改革没有终点。
火车的尾灯消失在暮色中，铁轨振动声渐弱。深圳夜空依旧闪烁霓虹，新的高楼正在浇筑，新的企业正筹划开张。春天尚未完全到来，但南方早已闻到花开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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