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初，渤海湾雾气沉沉，码头上成排的船只几乎动弹不得。化肥、钢材、机械设备堆到岸边，偶尔有货车鸣笛，却只能干等配载单。就在这种“码头插秧”般的景象里，交通部新任部长叶飞登船巡查，这一天被后来的运输口老职工视作转折点。
叶飞本是军人出身。1949年渡江战役，他指挥火力群强渡长江；1953年福建平潭，他亲自勘察海防工事。对枪炮他熟，对装卸他却陌生。当中央通知他负责交通部时，他只回了八个字：“情况不好，犹有可为。”底气从哪来？多年军旅磨出的判断：战场混乱，但只要抓住主攻点，大局不会失控，港口亦然。
那时交通部刚与铁道部分家，铁路归铁道部，海运与内河留在交通部。陆路尚有半成系统，水路则是一地鸡毛。全国主要港口压船、压港，内河航运几乎停摆，航标灯失修，绞盘机年久失检。试想一下，连上海、天津这种“龙头”都动不了，下属中、小港必须跟着躺平。叶飞在部里做了一张表：买船、建港、援外、落实政策——四行空格里备注“半年内给出方案”，写完便摁章生效。
整顿从哪下手？最初有人建议南方，因为叶飞曾在福建、广东工作，关系熟、落脚稳。可他摇头：“南方人情浓，刀子不锋利。天津离京近，问题又多，先啃硬骨头。”天津港当时确由“造反派”头头把持。货区划分混乱，班组各成小山头。“一条60米货带，两边两拨人，谁也不先干”，现场记录这样的怪事比比皆是。更惊人的是，1974年全年，天津港撒漏化肥370吨，相当于整列车白扔海里。
工作组进驻后，第一枪是思想动员。9号文件摆桌面，讲派性、讲责任，谁再搞小团体就“先谈话后停职”。有人不服气，会议散场在走廊里放话：“港务局是天津的地盘，外地干部蹦跶不了三天。”消息传到北京，叶飞托人约见王震汇报。那晚在西长安街的简易办公室里，两人关门谈了半小时。王震半开玩笑地叹气：“你老兄知不知道这地方是谁罩着？你这是太岁头上动土！”叶飞端起搪瓷杯：“我懂，只想把船装走，别的事不碰。”
说归说，不可能没压力。港口搬一根木头都牵一发动全身，地方口子堵上，装卸停摆，工人生活也跟着拮据。叶飞的应对很硬：一是调来海军工程营，抢修破旧起重机；二是把北京印刷厂正在排产的九号文件调拨一批，专供天津港学习；三是点将：新党委副书记段仁先到港，主持班子整合。与此同时，他让业务骨干重新绘制船舶靠离泊程序图，大幅简化指挥链。过去十二个人吆喝一条缆，如今压到四人，速度快了，事故率却降了三分之二。
不到两个月，滞留的二十几艘外轮出港，岸线吞吐量回到1965年的水平。派性头头在港口广播里公开检讨，职工夜间收听时啼笑皆非。紧接着，13号文件下达，各部委配合严查安全红线，天津港的整顿进入深水区：仓储制度重新梳理，危险品“库、船、车三分离”，原来一车装三吨的装法改成两吨半，装卸系数稳定在0.85以上，事故率再砍一刀。
有意思的是，天津港见效后，青岛、大连、广州等地的同志主动写报告，请求“照天津办法办”。叶飞却婉拒了“一刀切”，而是派出三支联合小组，先后驻点，因港制宜：青岛先敲定深水泊位专项；大连主抓破冰船编队；广州则盯紧外贸集装箱。外电当时评论：“中国北方港口出现久违效率高潮”，措辞虽夸张，却折射现实变化。
回头看叶飞的打法，核心并不复杂：先明确主攻点，再以军队化执行力推进。买船、建港的计划随后铺开。1976年底，交通部与外贸部联合从日本引进4.5万吨级散货轮三艘；同年，上海外高桥一期码头立项；西江航道清障由广西边防部队负责，三个月完成炸礁三千立方。水路动起来，东北的粮、华东的煤才能南下北上，国家经济在“文革”浩劫后的艰难复苏里得了一口顺气。
遗憾的是，叶飞在交通部的时间并不长。1979年3月，他调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可天津港那场“外科手术”留下的经验，后来成为交通部“整港六条”的蓝本，延伸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沿海、沿江大整治。许多当年亲历者回忆，若无那趟寒潮夜的突检，他们也许还要在摇摇晃晃的门吊下捱过更多个危险班次。
叶飞常说一句话：“打仗能赢，建设也得行。”短短一句，把几十年从前线到码头的曲折经历连成了线。王震的善意提醒没有错，动的是“太岁”的确风险重重，可如果没人动，还等谁来搬走那些压在岸边的锈铁、堵在生活里的沉疴？港口风声再大，船依旧要靠岸，货依旧要出海，这桩“太岁头上的事”终归得有人硬起腰板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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