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北京，政协礼堂里暖意融融。
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这几位爷手里捏着一份沉甸甸的通知书，激动得手都在抖。
为啥？
成了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工资当场翻倍。
而在海峡那头，那个曾经恨不得暗杀宋希濂的“老头子”，这会儿怕是只能对着地图骂娘了。
谁能想得到，当年东北那一盘散沙的“豪华天团”，最后竟是大半倒戈，剩下的也都进了功德林“进修”？
这场跨越十几年的恩怨，还得从那个让蒋介石吐血三升的“总司令”说起。
那是1955年，卫立煌突然回到了北京。
这记耳光打得老蒋晕头转向，半天没缓过劲来。
卫立煌不仅回来了，还当上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想当年，老蒋为了把卫立煌骗去东北背锅，那可是煞费苦心。
那时候陈诚把东北搞成了一锅夹生饭，一看局势不对，立马让老婆谭祥去找宋美龄吹枕边风，想脚底抹油溜回南京。
这烂摊子谁来收？
老蒋的眼珠子转了一圈，盯上了卫立煌。
卫立煌又不傻，赖在上海死活不肯动窝。
老蒋没辙，派出一波又一波的说客。
张群拉着卫立煌的手苦劝：“为了国家前途，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
可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看得通透，对着杜聿明冷笑了一声：“弄得不可收拾就叫人家去，这是什么心理？”
老蒋为了把卫立煌哄上轿，那是下了血本，开出了一堆空头支票：党政军大权全给你，陈诚送掉的十万兵马我给你补，关内还要继续增兵。
卫立煌信了，硬着头皮去了沈阳。
结果到了东北一看，卫立煌差点没背过气去。
这哪里是“总司令”，简直就是个“空头房东”。
老蒋在这个东北“剿总”一口气安插了九个副总司令：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孙渡、万福麟、张作相、马占山、陈铁。
好家伙，一正九副，凑一桌麻将都嫌人多，简直能开两桌还要加个替补。
更离谱的是，这九个副手里头，居然还藏着两尊大佛。
张作相和马占山，这两位都是挂着三颗星的上将。
张作相早在1925年就是吉林省长兼陆军上将，资历老得吓人；马占山更是响当当的抗日英雄。
老蒋把这两位老神仙摆在副总司令的位置上，既不给实权，又要拿来压阵，摆明了就是要把水搅浑。
这九个副司令，卫立煌一个都指挥不动。
杜聿明是老蒋的心腹，虽挂着副总司令的头衔，手里却抓着冀热辽的兵权，直接听命于南京；范汉杰守在锦州，也是老蒋的直系；就连廖耀湘这种兵团司令，老蒋都要越级微操。
卫立煌手里真正能调动的，也就沈阳城里那点可怜的守备部队。
这仗还没打，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咱们来看看这“九大金刚”最后的下场，简直就是一部国民党败亡的缩影。
先说那两位老上将。
张作相和马占山骨头硬，死活不肯跟老蒋去台湾。
张作相在锦州被“误俘”，东野司令员一听抓了老前辈，赶紧派专人礼送去天津。
可惜老先生福薄，1949年4月就病逝了。
周恩来听闻噩耗，痛惜不已：“老先生怎么故去了？
还要请他出来工作呢。”
马占山则为北平和平解放跑断了腿，后来还受邀参加政协会议，只因病重未能出席，也算是善终。
再看那些手握重兵的“实权派”。
郑洞国运气最好，长春被围得铁桶一般，部下假装抵抗，实则逼宫。
他半推半就投了诚，既保全了名节，也没进战犯管理所，摇身一变成了新中国的水利部参事，和傅作义在一个锅里吃饭。
杜聿明和范汉杰就没这么走运了。
两人在战场上被俘，最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来了个“老友重逢”。
不过改造虽苦，前途却是光明的，1959年和1960年先后特赦，晚年还能在那张政协会议的长桌上，和当年的对手握手言欢。
剩下的四位副总司令，结局更是五花八门。
陈铁，这个被杜聿明称为卫立煌“亲信”的人，在关键时刻玩了一把漂亮的“消极怠工”。
1948年10月，老蒋想让东西两路对进解锦州之围，陈铁在葫芦岛召集开会，只问人数弹药，绝口不提进攻，把部队按在原地修工事。
后来他在西南通电起义，当了贵州省副省长。
孙渡则是那个倒霉的“迟到者”。
他在东北没被抓，跑回西南还是没跑掉，最后也进了战犯管理所。
1957年国庆节后，管理所干部把孙渡叫去：“上级决定把你们转到北京，好好准备动身。”
他在里面蹲到了1963年，才跟康泽那一批一起特赦。
算下来，东北“剿总”九个副司令，马占山、张作相受礼遇，陈铁、郑洞国起义投诚，杜聿明、范汉杰、孙渡进修改造。
最后真正死心塌地跟老蒋去台湾的，只有梁华盛和万福麟两个“光杆”。
一正九副十个司令，八个都不跟老蒋一条心。
这哪里是打仗，简直就是送人头。
说到底，根子上还是老蒋那个多疑的毛病害死人。
要论起多疑，曹操在他面前都得喊一声祖师爷。
曹操多疑归多疑，那是真有本事指挥千军万马，而老蒋指挥一个团都费劲，却偏偏喜欢把手伸到机枪班。
老蒋对谁都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刻在骨子里的，而且摆在明面上。
别说卫立煌这种“杂牌”出身，就是陈诚、顾祝同这种心腹，老蒋也是防着一手。
最典型的就是宋希濂，号称“鹰犬将军”，对老蒋够忠心了吧？
结果呢？
宋希濂在回忆录里写得清清楚楚。
他在大西南逃命的时候，不仅怕解放军追，更怕老蒋派人灭口。
那天深夜，郭汝瑰派部队来联络，宋希濂的第一反应不是救兵来了，而是老蒋要杀人灭口。
他吓得冒着大雨，在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狂奔了八个钟头。
宋希濂为什么这么怕？
因为他太了解老蒋了。
淮海战役期间，白崇禧曾拉拢宋希濂一起“倒蒋”。
虽然宋希濂转头就向老蒋打了小报告表忠心，但在老蒋心里，这根刺已经扎下了——白崇禧想造反，为什么不找别人偏找你？
肯定是你小子也有问题！
这就是老蒋的逻辑：宁可错杀，绝不信任。
为了防止手下做大，老蒋搞了一套极其变态的“分权互制”。
在华中，他在白崇禧身边安插张轸、宋希濂；在徐州，他名义上用刘峙当招牌，实际上让杜聿明干活，又配了一堆孙震、刘汝明、冯治安当副总，搞得杜聿明指挥谁都得看脸色，连邱清泉都敢跟他讨价还价。
到了东北，这种“制衡术”更是玩出了花，直接搞出个“九副制”。
老蒋以为这样就能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让手下互相牵制，谁也翻不了天。
结果呢？
这种牵制变成了内耗，内耗变成了死局。
卫立煌指挥不动杜聿明，杜聿明还要防着范汉杰，大家各怀鬼胎，最后被解放军各个击破。
1964年的那场政协会议上，当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坐在一起喝茶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聊起当年的那场闹剧。
老蒋机关算尽，设计了最复杂的制衡体系，安插了最多的眼线心腹。
他以为自己掌控了全局，其实早就成了孤家寡人。
他把将领们当贼防，将领们自然也就把他当外人。
那一正九副的荒唐配置，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笑话，更是蒋介石用人哲学的墓志铭。
当一个统帅把心思全花在怎么防备自己人身上时，他的失败，在第一声枪响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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