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夏，井冈山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山路冲得泥泞难行。躲在树下的护林员看到一支小分队艰难前行，队伍最前面是头戴旧军帽、拄着手杖的朱德。这一次回山，他挂念的不只是战地旧址，还想找一名失散多年的女红军——王泉媛。
朱德和康克清一路向南，辗转来到吉安边陲一个叫王家排的小村。低矮的瓦房，院中晾着粗布衣裳，年近半百的王泉媛正弯腰劈柴。当年西征女团长的英姿，被岁月压成布满老茧的双手。康克清上前握住她，“泉媛，我们来看你。”一句话让王泉媛噙着泪，双手还在颤。
时针拨回1930年3月。江西敖城，红军连夜入城宣传，18岁的王泉媛听得热血沸腾，趁家人不备跨出家门，加入红三军。她识字不多，却明白“跟着红军走，穷苦人有盼头”。两年后，她已能带小分队做宣传、办夜校，脚底磨出血泡也从不叫苦。
1934年下半年，中央苏区局势紧迫，妇女工作团急缺敢冲锋的骨干。王泉媛被临时抽调，恰在此时认识了王首道。一个做群众动员，一个管作战联络，两人常在夜里对接任务。久而久之，那点好感悄悄生根，可她心里清楚自己当过童养媳，不敢轻易表露。
遵义会议后，蔡畅找到王泉媛长谈。她一句“革命面前人人平等”掷地有声。几天后，统一的红军队伍里多了一对并肩作战的夫妻。然而婚后第二天，部队兵分几路，妻西进、夫北上，连合影都没来得及留。
长征途中，王泉媛三过草地。缺粮时，她把仅剩的半块糌粑塞给年纪最小的卫生员；过沼泽时，她用腰带系住两名体力不支的女兵。1936年10月，西征部队在甘肃高台集结，她被任命为妇女先锋团团长，麾下千余名女兵，一声令下，立刻列队，士气不输任何主力团。
可惜风云瞬变。1937年初，西路军陷入河西走廊，补给断绝、骑兵短缺，约两万人被迫分散突围。4月，高台以西的戈壁滩响起马蹄声，马家军围堵而来。为掩护指挥机关，王泉媛率女兵阻击三昼夜，子弹打光就拆机枪脚架当木棍。最终弹尽，人困马乏，大批将士被俘。
屠刀落下前，她被指给马进昌当妾。王泉媛咬牙逃跑，连着三次，身上新伤盖旧疤，仍没放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疆局势混乱，她终于在夜色中翻越秦岭，摸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遗憾的是，西路军被俘归来的人员因各种原因多数无法立刻归队，她的请求也被搁置。
走投无路，她只好沿路乞讨回吉安。1942年冬天，她瘦得皮包骨，手里只握着一张褪色的入党介绍信。为了生计，她改嫁一位木匠，怀揣“总有一天能再穿军装”的念想，日子却愈发拮据。
新中国成立后，她被吸收入林场当保管员。1951年，丈夫因“伤害红军”的莫须有罪名被判刑，她被连带撤职，户口又回到农村。这一跌，王泉媛在田间埋头十余年，默默种稻、剪棉、养猪，没有一次向组织开口。
时间回到井冈山雨夜。朱德让地委负责人立刻安排工作，地方干部却小声嘀咕“程序不合”。朱德放下手杖，声音陡沉：“你知道她是谁吗？”一句话把屋顶瓦片都震得作响。当天夜里，县里连夜开会，决定复查旧案。半年后，王泉媛丈夫获平反，她被聘为乡敬老院院长。值得一提的是，院里账簿显示，她没领一分钱工资，全用在老人炊烟上。
1982年秋，王泉媛在儿媳陪同下进京。康克清接到电话，一句“老战友到了”就放下手中文件，将她请到家里。那天晚上，客厅灯光一直亮到凌晨。次日，王首道也赶来，四十多年未见，夫妻对视，无言落泪。王首道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她的功绩应当记账，不能再拖。”
1989年11月，中央有关部门批复：恢复王泉媛党籍和红军军衔，按老红军标准发放津贴。文件送到吉安时，正赶上农户晒晚稻，她拿着盖章公文站在晒谷场，一时竟忘了收拾满地稻穗。
2004年5月21日，媒体记者抵达王家排。采访完毕，镜头里这位白发老太戴着旧军帽，神情淡定：“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只要国家需要，我这把老骨头随时还能上路。”随后，她俯身去扶一把快要倒的篱笆，动作依旧干练。
有人评论，如果当年能顺利归队，王泉媛很可能在建国后穿上将星闪耀的军装。但历史没有如果，她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抵达——不向屈辱低头，不向困苦服软。终其一生，她守着一件事：哪怕卷入尘埃，旗帜也要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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