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上面的签字人可真有意思：杜聿明、宋希濂。
而这笔钱真正的主人，是那个刚刚走出功德林、获得特赦的黄维。
杜聿明提笔写下：“这篇增补稿比较真实具体朴素，拟请按甲稿付酬。”
宋希濂紧跟着也签了字，同意给这位昔日的同僚发这笔迟到了十几年的稿费。
这份稿子是黄维在改造最顽固的时候写的，那个曾扬言“要重打一次”的硬骨头，到底在纸上写了啥？
又是什么样的“心里话”，让曾经对他恨得牙痒痒的同僚们，最后点头认可了？
这笔钱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一个败军之将到死都没解开的心结。
黄维这人是个矛盾体。
别看他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里低头认错，说自己以前对抗改造不对，甚至承认第一批特赦没他是对的，可到了《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里，那股子“不服气”简直要溢出纸面。
他给自己的惨败找了三个理由，说实话，每一个让后人看了都忍不住唏嘘。
第一个理由就让人大跌眼镜——竟然是“装备太好”。
十二万人的第十二兵团，清一色的美械装备，坦克火炮五百多辆，武装到了牙齿。
可到了黄维笔下，这些钢铁巨兽反倒成了累赘。
不是抱怨空投跟不上、没有燃料，就是抱怨粮食不行，说官兵们根本吃不下那种“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面食”。
这话要是让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听见，怕是要笑掉大牙。
手里拿着空投的大饼还嫌硬，这种“富贵病”简直令人咋舌。
要知道，几年后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雪，照样把拥有海空绝对优势的美军打得满地找牙。
他以为是馒头太硬硌坏了牙，却不知道是自己这身“富贵病”早就软了骨头。
这当真是“过不去河赖裤裆大”。
第二个理由是“队友不救”。
黄维在回忆录里大吐苦水，说手下各部只知道保存实力，见死不救。
他特意举了第十四军熊绶春的例子，当时解放军蚕食杨围子，熊绶春求援，黄维让第十军的覃道善派一个营去救。
结果呢？
覃道善推三阻四，好不容易派了个营，听到枪响就“不战而溃”，最后熊绶春阵亡。
可覃道善那边也是满腹牢骚，直言粮弹分配不均，第十八军分得多，杂牌军分得少，大家对兵团部早就一肚子火。
说白了，第十八军是陈诚“土木系”的起家部队，也是黄维的心头肉，到了生死关头，黄维护犊子，让杂牌去送死，保留嫡系实力。
覃道善看得明白，谁愿意当这个冤大头？
第三个理由是“叛徒出卖”。
这确实是黄维心里拔不出的一根刺。
廖运周率师起义，紧接着黄子华第二十三师投诚，直接撕开了第十二兵团的防线，让整个部队陷入绝望。
甚至到了特赦后的晚年，黄维在宴会上见到廖运周，依然无法释怀。
粮弹不足、将士异心、叛徒出卖，这三个理由看似充分，可偏偏被他的老部下、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一篇回忆录，驳斥得体无完肤。
杨伯涛可是既得利益者，按理说该帮老长官说话，可他晚年念叨最多的却是：“黄维是个外行。”
同为“土木系”干将，杨伯涛从黄维上任那天起就看他不顺眼。
在他眼里，黄维性情孤僻、严峻寡恩，而且久离战阵，是个只懂教书的书呆子。
大军开拔前，黄维为了抢功搞什么“轻装前进”，把大量辎重留在了武汉。
这才是后来粮弹不足的根本原因，纯属自废武功。
更要命的是，黄维眼里只有蒋介石的命令，根本没有战场实况。
老蒋催着打徐州，黄维也不等后续部队，下令向北狂奔，本来严阵以待的防御阵型，瞬间变成了毫无章法的倾巢出击。
这么大的战略变更，黄维竟然连个会都不开。
杨伯涛当时就住在黄维隔壁，近在咫尺，却直到收到进军命令时才一脸懵逼。
明知不可为，但军令如山，只能硬着头皮往口袋阵里钻。
真正让杨伯涛彻底绝望的，是双堆集被围前的那关键一天。
当时兵团原本有一线生机，从南坪集到固镇只有八十多华里，如果行动果断，全军完全可以冲出去，与李延年兵团会合。
那是生死攸关的时刻，黄维在干什么？
他在屋子里踱步。
紧锁双眉，走来走去，从白天走到了黑夜。
杨伯涛坐在兵团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整个兵团十几万人马整装待发，就在旷野里傻站着。
杨伯涛几次请示，黄维既不说打，也不说撤，就是在那儿“考虑”。
这一“考虑”，就是整整十一个小时。
直到半夜十二点，黄维终于下定决心：向固镇转移。
命令是下了，行动却依然拖沓，等到各军真正拔腿开走，已经是第二天下午四点。
杨伯涛后来算了一笔账：如果早上五点出发，这耽误的十一个钟头，急行军至少能跑六十华里。
那可是逃命的路啊！
战场上，一刻钟就能决定生死，黄维却白白扔掉了十一个小时。
执行蒋介石的错误命令时，他争分夺秒；到了该救命撤退时，他却优柔寡断。
这就是杨伯涛口中的“外行”——一个在军事学院里教书尚可，在修罗场上指挥大兵团却完全不合格的“书生将军”。
1989年，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直到生命的尽头，他或许都没真正想明白，毁掉第十二兵团的不是硬得像石头的馒头，不是覃道善的见死不救，甚至不是廖运周的阵前倒戈。
毁掉大军的，正是他自己。
他那一丝不苟的教条、那唯命是从的愚忠、以及在生死时刻的优柔寡断，才是最大的“战犯”。
在那张1975年的稿费单上，杜聿明写下了“真实具体朴素”的评语。
这或许是一句客套，也或许是一种高级的讽刺。
因为最真实的历史，往往不在当事人的辩解里，而藏在那些被浪费的时间、被遗弃的辎重，以及同僚们一声声无奈的叹息中。
历史从不偏袒任何人，它只记录结果。
对于黄维而言，那个结果早在他在南坪集的屋内徘徊时，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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