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商朝的贞人在龟甲上刻字，问天问地问鬼神，甚至连商王昨夜牙疼这种琐事都要问上一卦。
仿佛这个统治了中原四百年的王朝，压根就没存在过。
是司马迁撒了弥天大谎，还是商朝人在刻意隐瞒什么？
要解开这个谜题，咱们得先去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看看。
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家在那儿挖出了一座庞大的都城，宫殿、青铜器一应俱全，时间点也卡得死死的，正好在夏朝中晚期。
专家们本来兴奋得不行，以为找到了夏朝的铁证。
谁承想，挖得越深越尴尬。
这里头出土了无数陶片，却找不到只言片语提到“夏”。
这就好比你走进一栋装修豪华的别墅，家电家具都有，可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到房产证，甚至连张写着主人名字的快递单都没有。
严谨的史学家们一下子就卡住了：这二里头到底是夏朝的都城，还是仅仅属于一个强大的史前部落？
这种质疑也不是没道理。
毕竟我们对夏朝的了解，大多来自司马迁的《史记》。
可这里有个巨大的时间漏洞：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夏朝灭亡已经过去了一千四百多年。
这相当于现在的我们，在没有网、书也少的情况下，全靠道听途说去写唐朝的历史。
太史公笔下的“夏本纪”，有多少是真历史，有多少是民间传说，恐怕连他自己心里都没底。
所以，打破僵局的关键，不在汉朝的竹简里，而在商朝的甲骨上。
按理说，商朝人那么迷信，商汤灭夏这种建国的大事，怎么也得反复念叨，要么炫耀武功，要么祭祀告捷。
可在现存的十几万片甲骨中，关于“夏”的记载就是个零。
这太反常了。
唯一的解释就是，商朝人玩了一套“政治话术”，他们给那个庞然大物换了个名字。
商朝人对这个“西邑”的态度特别微妙，经常祭祀它的亡灵，规格极高，还带着一股子畏惧和安抚的味道。
真正的实锤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清华简里，里面记载了伊尹的一句话：“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
翻成大白话就是：从西边干掉西邑，也就攻克了夏朝。
这句话直接把窗户纸捅破了：西邑，就是夏。
这下就说得通了。
在商朝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承认对手的“正统”地位。
对于住在东边的商人来说，那个盘踞在西边的庞大政权，不过是个叫“西邑”的大城市或者是“西边的聚落”罢了。
这种政治上的贬低历朝历代都有，就像清朝初年管明朝残余势力叫“伪明”一样。
商朝人不仅管夏朝叫“西邑”，还把夏朝的遗民称为“鬼方”，没事就带兵去打一打。
这说明夏朝虽然倒了，但残余势力依然很强，时刻让商朝统治者睡不好觉。
既然夏朝（西邑）这么强，甚至让商朝人不得不长期祭祀安抚，那为什么商朝史官在记录“建国大业”时，对灭夏的过程却讳莫如深？
说白了，因为这场胜利，来得实在是不怎么光彩。
历史书上总是写“商汤修得，诸侯归心”，搞得好像商汤是靠仁义道德感化了天下。
但他以为自己藏得好，却不知道几千年后的竹简出卖了他。
商汤灭夏，根本不是正面硬刚，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渗透战。
这场战争的主角，就是那个被后世尊为“中华厨祖”的伊尹。
伊尹本来是个陪嫁的奴隶厨子，但他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王牌间谍。
商汤看中了他的才华，俩人一合计，觉得夏朝虽然烂了，但这只“百足之虫”军事实力还是比商部落强。
正面打肯定吃亏，那就玩阴的。
于是，一出“苦肉计”上演了。
伊尹假装背叛商汤，投奔夏朝。
他靠着一手好厨艺接近夏桀，在朝堂上潜伏了整整三年。
这三年里，伊尹不仅摸清了夏朝的兵力部署和地形，更重要的是，他搞清楚了哪些诸侯对夏桀不满。
他甚至精准拿捏了夏桀的心理，成了暴君身边的红人。
当夏桀醉生梦死的时候，伊尹正冷冷地看着这个帝国崩塌，把一份份绝密情报送回商都。
等时机成熟，伊尹找个借口溜回商汤身边，扔下一句：“可以打了。”
随后的鸣条之战，商军简直是开了挂一样势如破竹。
与其说是商汤神武，不如说是伊尹早就拿着夏朝的“城防图”给商军开了后门。
这确实是一场成功的特种作战，但在讲究名正言顺、敬畏鬼神的商朝人看来，靠间谍、卧底得来的天下，说出去太丢人，甚至可能招来鬼神的愤怒。
于是，商朝统治者选择了一种最彻底的遗忘方式：淡化。
他们不提“夏”这个尊称，只叫“西邑”；不提灭夏的阴谋细节，只说是天命所归；把那些反抗的夏人叫作“鬼方”，彻底妖魔化。
历史就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骨架是藏不住的。
商朝人拼命想抹去夏朝的痕迹，是为了掩盖得位不正的尴尬。
有趣的是，到了周朝，风向又变了。
周人为了证明自己推翻商朝合法，又把夏朝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大肆宣扬夏朝的正统性，以此证明“通过革命推翻前朝”是合理的。
二里头的断壁残垣就在那儿，它是不是夏朝，其实已经不需要一张写着“夏”字的门牌号来证明了。
从“西邑”到“鬼方”，从伊尹的潜伏到商汤的沉默，这些零碎线索拼凑出来的，才是一个比传说更真实、更残酷的王朝更迭史。
所谓历史，往往就藏在那些掌权者最不想让你看到的角落里。
信息来源：
《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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