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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梅十

编辑|鸟虫鸣

1870年,沈鸿英出生在广西雒容县一个半农半商的穷苦家庭。

爹走得早,娘只能走村串寨卖杂货糊口,哥则挑着货担沿柳江讨生活。

那年代寒门子弟想靠本分翻身太难了,但沈鸿英这小子,读书只念了两年,算盘打得溜,心思却没放正路上,总想着“算人”比“算账”来钱更快。

后来他跟着哥学挑货担,走街串巷卖些针头线脑,可没干多久就嫌这活又累又不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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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在柳州的赌馆里认识了个被官府通缉的“游勇”头目,那人看他长得人高马大,下手也狠,就拉他入伙。

本来沈鸿英还在犹豫要不要丢了货担,一听能拿枪吃“快钱”,当场就把挑货的扁担扔了,跟着人家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现在回头看,这一步他算是彻底拐进了歪路,可在当时的广西,山区多、官军管不过来,匪帮一抓一大把,他能混进去,也算踩中了当时的“乱局红利”,只不过这红利是用别人的安危换的。

沈鸿英当土匪是真有一手,不仅敢抢富商,连官银都敢动。

此前他带人在姑婆山劫了平乐县要送到桂林的十万两饷银,这事儿把广西巡抚气炸了,悬赏五千两要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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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军抓不到他,就把他哥沈鸿辉抓了下狱,最后还活活打死了。

沈鸿英听说后,连夜带人摸进长塘团局,把县长何正文一家十四口全杀了,连三岁小孩都没放过。

这狠劲儿别说当时了,放到现在听着都让人后背发凉,“沈跛子”(他脚有点跛)的凶名能让广西的小孩不敢哭,不是没道理的。

落草十年,他攒下了三样东西:一支肯替他卖命的悍匪队伍、能买通官府的金银、还有对“时势”特别灵敏的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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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样东西,后来成了他从黑转白的资本。

弃匪袍穿军服:靠背叛换来的“官运”

1911年武昌起义后,沈鸿英立马嗅到了改朝换代的味儿。

他主动找同盟会广西支部,说要“率众归附革命”。

当时革命党人正缺能打仗的人手,就给了他个“义勇军第三大队长”的官,他这才算脱下匪袍换上了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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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能想到,没两年“二次革命”爆发,孙中山派人来广西策动讨袁,沈鸿英一看袁世凯势力更大,直接设宴把来人刘古香抓了,还押到桂林给毙了。

刘古香临死前说“今日你卖我,明日必卖陆荣廷”,这话后来还真应验了。

杀了刘古香,沈鸿英就拿着这份“投名状”投靠了广西督军陆荣廷,还被升了桂军帮统。

更狠的是,后来陆荣廷让他“剿匪”,他回了老家,把投降的200多个土匪请去吃庆功宴,酒过三巡就叫人把这些人全砍了,还把人家的妇孺卖到梧州、广州的娼寮和矿场,赚的钱全揣自己兜里了。

如此看来,他这“剿匪功劳”,全是踩着别人的尸骨上来的,一点情面都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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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这份“功劳”,他一路往上爬,后来拥兵两万成了桂军第三路司令。

可陆荣廷在第一次粤桂战争中败了,沈鸿英一看老东家不行了,立马又倒戈拥护孙中山。

没几年,他就当上了桂军总司令,手里有五万兵,管着广西一半的地盘。

搞不清的是,他就没觉得反复倒戈丢人吗?不过在当时的军阀堆里,这好像还成了“聪明”的表现谁势力大就跟谁,能保住自己的权和钱就行。

只不过这种聪明,说到底就是没底线,今天能卖别人,明天别人也能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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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塌台逃香港:奢靡半生终成笑谈

当上桂军总司令后,沈鸿英就想当“广西王”了。

他暗中跟北洋吴佩孚联系,打算南北夹击拿下整个广西。

可没想到密电被李济深、白崇禧截住了,这俩人联合黄绍竑,打着“平叛”的名义把桂林围了。

他的部队虽然能打,可架不住对方人多还懂新战术,后来桂林、柳州都丢了,他只能仓皇跑路,经龙州去了越南,再转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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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他经营二十年的军队全没了,刘古香当年的话算是说中了,他终究被更年轻、更狠的人赶下了台。

不过沈鸿英逃去香港也不是两手空空,早前在广西当大官的时候,他就把不少金银、烟土、田契通过汇丰银行转到香港了。

到了香港,他一口气买了中环威灵顿街、九龙加连威老道的整排骑楼洋房,还在新界粉岭弄了千亩农场,妥妥成了“港埠新贵”。

但没了兵权的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花天酒地”上。

每天下午四点,他准去皇后大道的“裕泰”赌档,百家桌上一掷万金,输红了眼就拔枪威胁荷官,最后还得巡捕房来调停;石塘咀的“咏乐”“赛花”两家妓寨,他常年包着头牌,后来还花三千港币把花魁“阿绮”赎出来当第六房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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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就去香港大酒店、半岛餐厅,一顿饭花几百大洋,茅台、白兰地跟漱口水似的随便喝;还在半山罗便臣道的豪宅里设“烟局”,请潮汕师傅熬制“陈膏”(鸦片),一天不抽就又哭又骂,跟废人似的。

这样荒唐的日子过了十三年,1938年日军轰炸香港启德机场,香港上空全是硝烟,他却因为中风加肺痨躺在玛丽医院的特等病房里。

临死前,他还跟陪床的姨太说“把我柳州那箱金条藏好,别让日本人抢了”。

当年深秋,他就在维多利亚港的汽笛声中死了,享年68岁。

可他死后也没安生,五房姨太、七个儿子为了遗产闹上法庭,汇丰银行里的金条、地契、股票全被分了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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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桂军总司令,最后只给香港小报留了个八卦头条“前广西王沈鸿英遗产案开庭,六姨太携幼子哭哭啼啼争产”,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沈鸿英这一辈子,活成了民国军阀投机者的缩影。

他身上有土匪的血腥,杀人越货、视信义如废纸;也有军阀的精明,靠着“投诚—背叛—再投诚”的循环往上爬。

在他眼里,革命理想是贴在枪杆子上的标语,主义是待价而沽的筹码,底线永远能为下一笔交易让步。

可最后呢?权力没保住,钱也没留住,连死后都落了个笑话。

如此看来,不管在哪个时代,没底线的投机终究是走不长远的,就算一时风光,最后也难逃翻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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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该记住的,是怎么不让“沈鸿英们”的生存土壤再出现让权力受制度约束,让暴力不能当晋身之阶,这样才不会再有这样荒唐又可悲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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