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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保和殿的那场殿试，把直隶学子刘春霖推上了状元之位。
没人能想到，这不仅是他人生荣光的顶点，更是延续千年科举制度的最后一声凯歌。
次年清廷就废除了科举，刘春霖成了独一份的“末代状元”，这个头衔跟着他走过了清末民初的风雨几十年。
刘春霖能中状元，多少带点运气成分。
本来殿试拟定的榜首是广东人朱汝珍，可慈禧一看这个名字就犯了忌讳。
“珍”字让她想起珍妃，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都是粤人，守旧派本就忌惮，直接就把朱汝珍的卷子压了下去。
翻到刘春霖的卷子时，慈禧倒是眼前一亮。
那年全国大旱，“春霖”二字寓意甘霖普降，再加上他籍贯直隶肃宁，暗合“肃静安宁”的期许，当场就点了他为一甲头名。
科举考到最后，拼的早已不只是才学，帝王的喜好反倒成了关键，这也透着清末政权的腐朽。
刘春霖披红骑驴游街时，想必也是志得意满。
可这份荣光没持续多久，1905年科举就被废除，他这个状元成了“绝响”。
清廷派他去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习宪政，本想让他学点新东西回来辅佐朝政。
面对日籍同学的提问，他说“制度无优劣，施行在人”，这话听着通透，却也藏着改良派的无奈。
1907年归国后，他参与预备立宪事务，可看到《钦定宪法大纲》仍强调皇权至上，才明白清廷的宪政不过是摆样子。
本来想靠着所学救亡图存，最后发现只是镜花水月，这份幻灭感，怕是每个有抱负的清末士人都曾体会过。
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刘春霖在资政院值班时就说了句“大厦将倾”。
这话不是预言，是他看透清廷腐朽后的清醒认知。
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后，他脱下朝服回乡守孝，旧时代就此与他作别。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想靠他这个状元头衔笼络旧式士大夫，电召他出任总统府内史。
他自嘲是“空名执戟郎官”，这话里满是不甘与无奈。
洪宪帝制事发，他被列名劝进名单，这事成了他一生的污点。
在那个乱世，想完全独善其身太难，很多清末遗老要么趋炎附势，要么消极避世。
刘春霖的妥协，既是碍于老师的劝说，也是“学而优则仕”观念的惯性，只是这份妥协让他悔恨终身。
袁世凯死后，军阀们轮番上台，刘春霖始终抱着虚职混日子。
他也曾想过实业救国，1917年在北京西郊创办农业试验场，引种美棉和甜菜，还附设了农校。
可军阀们只顾着打仗扩军，经费年年被截留，最后这事只能不了了之。
1928年北伐结束后，刘春霖彻底辞官归隐北平。
他躲进胡同小院，收藏古籍、专攻小楷，靠卖字维持生计。
他的小楷在当时名气极大，时人有“楷法冠当世”的评价，求字的人踏破门槛，可他立下了“三不写”原则。
伪政权不写，奸商巨贾不写，媚俗贺词不写。
有个日本商人带着四根金条上门，想请他给车行题匾，每字一根金条，结果被他当场拒绝，还说了句“一座金山也不写”。
毫无疑问，在他眼里，人格清白远比金钱重要。
抗战爆发后，考验接踵而至。
1935年伪满洲国派人来请他出任教育部长，带着溥仪的诏书和厚礼，被他以年老多病回绝。
郑孝胥亲自登门劝说，他直接怼回去“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
如此看来，他守的不是某个王朝，是自己的气节。
1937年北平沦陷，同科进士王揖唐当了汉奸，带着礼品来劝他出任伪北平市长。
他当场怒斥王揖唐是“筋骨软的东西”，第二天就被日伪宪兵抄家，书画珍籍被洗劫一空，全家被驱出家门。
即便如此，他也没松口，一句“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字字千钧。
晚年的刘春霖靠学生接济度日，却在小院里开了免费私塾，教孩子们读《资治通鉴》、练书法。
他常对孩子们说“字不可贱，人不可辱”，这话既是教写字，也是教做人。
1942年他病逝前，留给儿孙的遗训是“国不可忘，字不可贱”，这八个字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刘春霖一生没握过重权，也没建过赫赫功业。
他的状元头衔，既是光环也是枷锁。
真正的状元，从不是金榜上的头名，而是在时代尘埃里能挺直的脊梁。
刘春霖用一生证明，气节这东西，比任何头衔都更能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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