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战对平民而言，是一场缓慢的绞杀。时间成为最残酷的武器。
食物是首要问题。正常情况下，城市存粮通常仅能维持数月。唐代长安这样的都城，太仓存粮最多也仅能支撑三个月。而对普通城市，这个时间更短。
当存粮耗尽，平民开始食用非常规食物。史书常出现“食草木，乃至煮铠弩，食其筋革”等记载。五代时期，汴梁被围，城内出现“人相食”的惨状，父母易子而食，只为减轻心理负担。
水源控制同样致命。公元前455年，智伯瑶围晋阳，引汾水灌城，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水源被污染或切断后，疾病迅速蔓延，死亡率甚至超过饥饿。
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亲人一个个倒下，道德约束在生存面前瓦解。宋代开封被围时，城内粮价飙升至“米升值万钱，麦升值八千”，普通家庭财产只能换数日口粮。
围城中的死亡率触目惊心。东汉末年曹操围邺城，五个月内城内“饿死者过半”；唐代安史之乱中的睢阳保卫战，城内三万人最后仅存四百。
攻守双方的残酷算计
围城战不仅是军事对抗，更是资源与意志的经济学。
对于进攻方，时间就是成本。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每日消耗惊人。明代 calculations显示，一支五万人军队日需粮食七百五十石，这还不包括马匹饲料。长期围困可能导致进攻方自己先耗尽补给。
攻城武器投入巨大。宋代《武经总要》记载，一台抛石机需要数百人操作，制造和维护成本极高。为攻一座城而制造专用器械，是巨大的经济决策。
对于防守方，存粮管理成为生死攸关的艺术。守城将领必须平衡军民配给，计算每日消耗，预测解围时间。过早严格配给会导致士气崩溃，过晚则可能粮尽城破。
围城中的“黑市经济”应运而生。富人用金银珠宝换取食物，贫民则变卖一切可卖之物。金代开封被围时，一只老鼠售价数百文，而一块珠宝可能仅换得一把米。
围城也催生了畸形产业。一些胆大者冒险翻越城墙与围军交易；城内甚至出现“人肉市场”。这些现象显示了极端环境下市场的扭曲形态。
幸存者的灾难才开始
城门被攻破，对平民而言并非解脱，而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
历史上，战胜方屠城并不罕见。蒙古攻金时，多座城市遭屠，仅中都一城死者即达数十万。这种暴力既是报复，也是震慑其他抵抗城市的手段。
即使免于屠杀，平民仍面临掠夺。士兵挨家搜查，抢夺财物、粮食，侵犯妇女。明代《纪事录》记载靖难之役后南京景象：“兵士剽掠，富室一空”。
征服者常强制迁徙人口。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后，迁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至咸阳。这种迁徙对平民而言，意味着背井离乡，前路未卜。
城市基础设施遭破坏，瘟疫随之而来。尸体未及处理，水源污染，幸存者面临疾病威胁。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往往“城破之后，大疫随之”。
经济崩溃长期持续。农田荒芜，商铺关闭，手工业停顿。一座被围数月的城市，即使免于彻底毁灭，也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恢复。
信息操控与人性质变
围城中，信息成为关键武器，人性面临极限考验。
围城者常使用心理战术。向城内射入劝降信，承诺开城不杀；或用抛石机投入首级，展示抵抗者下场。这些手段旨在瓦解守军意志。
守城将领则严格管控信息。隐瞒援军失败消息，夸大外部支援可能性，传播围城军队弱点。他们知道，希望是最后的精神食粮。
围城中社会结构崩溃，道德规范瓦解。唐代张巡守睢阳时，杀妾飨士，虽为激励守城，也反映了极端情境下的伦理困境。这种抉择背后，是战争对人性的彻底扭曲。
长期围困产生特殊的群体心理。初期同仇敌忾，中期绝望蔓延，后期麻木不仁。幸存者的心理创伤往往持续终生，甚至影响数代人。
围城也成为信仰的试金石。一些人转向宗教寻求慰藉，寺庙香火反而旺盛；另一些人则彻底失去信仰，质疑天道公正。这种精神层面的崩溃，比物质损失更难修复。
参考资料： 顾诚.《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罗伯特·L·奥康奈尔.《兵器史》.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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