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冬天，陈官庄那个地方冷得邪乎。
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被围在雪地里，没吃没喝，眼看就要完蛋。
可就在这时候，指挥部的简易跑道上，偏偏还停着一架随时能起飞的飞机。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手里攥着一张回南京的机票，送票的人，居然是他一手提拔的爱将邱清泉。
这就有点意思了，这张机票到底是生路，还是死路？
杜聿明为什么宁愿当俘虏，也死活不上这架飞机？
地堡里那盏油灯忽明忽暗，空气浑浊得让人喘不过气。
三个男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随着外面的炮火晃来晃去。
杜聿明裹着大衣缩在角落里，他是真的惨，东北败完徐州败，又一身的病，整个人看着都快枯了。
坐在他对面的，是被称为“邱疯子”的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
邱清泉先开了口，语气听着挺客气，可那股劲儿却硬得很：“长官，你有病，还是坐飞机回南京吧。
这儿有空投场，方便得很。
至于这儿的烂摊子，交给我来指挥。”
这话一出，地堡里静得吓人。
杜聿明低着头不吭声，既不点头也不摇头，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太了解蒋介石那个人，也太了解眼前这个“好学生”的野心。
这时候走，那是把脑袋別裤腰带上。
他清了清嗓子，说了句两头不得罪的片儿汤话：“雨庵兄是为长官好，可杜主任是维系军心的定海神针，没老头子的手令，他怎么能走？”
这话滴水不漏，既捧了邱清泉，又搬出蒋介石这尊大佛压阵。
邱清泉讨了个没趣，狠狠瞪了一眼不开窍的杜聿明，甩手走了。
他这是在向我将军！”
这一嗓子，把国民党高层那一丁点“同袍情谊”喊得稀碎。
在杜聿明看来，邱清泉哪是好心？
分明是想赶他走，好独揽大权。
更阴损的是，如果杜聿明前脚走，后脚防线崩了，到了南京，“临阵脱逃、丧师辱国”的黑锅就得他一个人背。
老蒋爱甩锅，邱清泉也不傻。
其实早在徐州大溃退之前，两人就有了过节。
听说刘峙要调宋希濂来接替，邱清泉当场就炸了窝，又是拍桌子又是骂娘，说白了就是四个字：舍我其谁。
但问题来了，在这插翅难飞的包围圈里，争个总指挥还有意义吗？
十几万大军被围成铁桶，外无援兵内无粮草。
这时候当老大，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死后的讣告上名头更好听一点。
邱清泉也不是大老粗，留过洋写过书，他心里清楚，不管杜聿明走不走，只要他邱清泉战死在这儿，那个“陆军上将”的三星肩章是跑不掉的。
那他图什么？
或许是权力的欲望，或许是那点可怜的师生情，又或者是赌徒心理作祟——觉得只要那个瞻前顾后的杜聿明滚蛋，他就能带着部队杀出一条血路？
没过多久，蒋介石的电报真来了，客客气气地说派机接杜聿明回京治病。
杜聿明一看就知道，这是邱清泉背着他先斩后奏，把路都铺好了，就差把他绑上飞机。
但这飞机，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坐。
咱们来算算杜聿明的账：如果走了，那是把十几万弟兄扔雪地里等死，就算老蒋批准，一旦战败，那个善于推卸责任的校长绝不会放过他。
胡宗南丢了西北那么多部队，到了台湾还要被弹劾，差点被扒层皮。
杜聿明先丢东北再丢徐州，要是再来个临阵脱逃，等着他的不是军事法庭，而是老蒋的枪口。
留下来虽是死路一条，好歹还能落个“与阵地共存亡”的名声。
更有意思的是，杜聿明似乎隐隐察觉到了另一种结局。
在我方后来公布的首要战犯名单里，杜聿明虽然排名靠后，却是唯一一个被俘虏的。
其他人要么被打死，要么早就跑了。
作为徐州剿总的实际指挥者，他的价值显然比一具尸体大得多。
最后，杜聿明选择了留下。
邱清泉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这个“疯子”最后在突围中被乱枪打死（也说是自杀），求仁得仁，确实追赠了上将。
而杜聿明被解放军活捉，没成烈士也没成替罪羊，而是进了功德林，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如果那天他听了邱清泉的话上了飞机，历史上或许就会少一个改造重生的典型，多一个在台湾郁郁而终的败将。
1949年1月，陈官庄的枪声彻底停歇。
地堡里的那场争论，最终成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注脚。
邱清泉想赶走上司独揽大权，结果送了命；杜聿明为了自保拒绝逃跑，反倒留了命。
在那个兵败如山倒的年代，所谓的上下级、所谓的师生情，在生存本能面前都脆得像纸一样。
每个人都在算计，每个人都在博弈，可谁也没算过大势所趋的历史洪流。
那架没起飞的飞机，最终带走的，只有国民党政权最后的一丝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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