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北京，黄维已经是政协常委了，可他对当年的败仗还是一百个不服气。
面对统战干部王春景，这位特赦最晚的战犯还在大吐苦水：“我败给陈毅、粟裕，不是战术不行。
是底下有共谍，我的命令一下，那边就知道了。
我的兵饿得啃树皮、杀战马，共军却有几万民工送馒头。”
哪怕到了这会儿，他还是觉得非战之罪，至死都不肯承认自己是指挥无能。
他以为自己输给了谍报战，却不知道在蒋介石眼里，他单纯就是输给了自己的“笨”。
早在1948年12月19日，对他有“再造之恩”的蒋介石，就在一封亲笔信里，狠狠揭开了这位“书呆子”将军的老底。
这封信由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冒死带出，直到后来才大白于天下。
这一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能把黄维引以为傲的“忠心”撕得粉碎？
那时候淮海战场早已是尸山血海，老蒋在信里开头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第十二兵团突围失败，完全是黄维性情固执！
不听我的白天突围，非要晚上跑，结果全完了。”
老蒋不但骂人，还露了凶相，信里最后几句简直让人脊背发凉：“这次突围，决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掷毒气弹。”
为了打赢内战，这位“领袖”连国际公约禁止的毒气都搬出来了，其凶狠毒辣可见一斑。
说起来，黄维对老蒋可是“恩重如山”。
他原字“悟我”，蒋介石大笔一挥改成“培我”，意思是“我要重点培养你”。
黄维感动得痛哭流涕，哪怕坐了几十年牢，嘴里也有“两个不骂”，头一个就是不骂蒋介石。
可讽刺的是，在老蒋眼里，这个感念“知遇之恩”的得意门生，不过是个固执己见、坏了大事的蠢材。
被黄维坑惨的，不光是远在南京的老蒋，还有身边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为了救被围的黄百韬，黄维把自己的十二兵团全搭进去了。
这“二黄一杨”凑一块，结局就是全军覆没。
杨伯涛是黄埔七期、陆大十四期的高材生，他写的战术研究连美军都点赞。
也就是因为太懂行，他早就看出来黄维是个地地道道的“书呆子”。
黄维是黄埔一期的大师兄，资历老得吓人。
对他来说，杨伯涛这个1948年才上任的军长，资历浅得可怜，甚至连个中将都没混上，还是个少将。
杨伯涛在回忆录里也没客气，直言不讳地说：黄维离开部队太久，就是个外行，大家怕断送在他手里，无不灰心丧气。
事实证明，杨伯涛的预感准得可怕。
时间倒回到1948年11月21日，这是决定十二兵团命运的生死关头。
这时候，黄维兵团司令部进驻南坪集。
除了吴绍周的八十五军，下属四个军全部凑齐。
但坏消息接踵而至：解放军的主力正在合围，口袋阵马上就要扎紧了。
一向自负的黄维彻底乱了阵脚，居然破天荒地找来吴绍周和杨伯涛问计。
杨伯涛看着地图，急红了眼：“趁东南面还没发现共军，星夜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
南坪集到固镇只有八十多华里，机械化部队一脚油门，一气就能赶到。”
这是唯一的生路。
到了固镇，既有后方补给，又能和李延年兵团“合股”，沿着津浦线一路向北打，进可攻退可守。
八十里地，对拥有大量美式卡车、坦克的十二兵团来说，真不算远，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黄维背着手在屋里像拉磨一样转圈，眉头锁得能夹死苍蝇。
这种优柔寡断的劲头，简直像极了官渡之战的袁绍。
一直磨蹭到半夜十二点，黄维才终于咬牙拍板：撤！
即刻向固镇转移。
撤退方案制定得相当周密：熊绶春的第十四军沿浍河南岸布防，挡住南下的解放军；吴绍周的第八十五军主力在南坪集占领阵地，掩护侧翼；覃道善的第十军和杨伯涛的第十八军，迅速脱离战斗，在掩护下沿浍河南岸向固镇狂奔。
杨伯涛心里松了一口气。
如果照这个计划执行，他的十八军和快速纵队，只要两个小时就能冲出包围圈。
杨伯涛火速回到部队，部署完毕后，又折回兵团部向黄维报告。
可就在这会儿，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黄维神色慌张，突然变卦：“要等我的命令才能开始行动。”
杨伯涛惊呆了：“为什么改变决心？”
理由荒唐得令人发指：黄维派去给吴绍周送信的一个参谋，在路上“丢了”。
为了等这一个不知死活的参谋，十几万大军必须原地不动。
要知道，当时的国军装备精良，步话机已经普及到了团营一级，有线电话更是畅通无阻。
制定撤退计划时，吴绍周本人就在现场。
有什么话不能打个电话说？
步话机、电话线明明通着，他非要搞复古那一套，派大活人送信？
送丢了还不赶紧补救，就这么干坐着等？
这一等，就是致命的十一个小时。
杨伯涛坐在兵团部里，看着墙上的挂钟一秒一秒地走，心在滴血。
到了中午十二点，南坪集到赵集的公路西侧，已经出现了渗入的解放军小分队，正在大肆破坏通信线路。
正面战场上，解放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包围圈正在急速收紧。
杨伯涛几次请示：“军座，不能再等了！”
黄维却像尊泥塑木雕，既不叫退，也不叫进，非要等那个参谋回来不可。
直到1948年11月22日下午四点，也不知道那个倒霉参谋到底找没找到，黄维终于下令：按计划行动。
如果从早上五点算起，整整耽误了十一个小时。
按急行军的速度，这十一个小时足够部队跑出去六十华里，早就跳出包围圈了。
杨伯涛带着憋了一肚子火的十八军，只用了两个小时就飙到了双堆集。
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原本的计划是“星夜兼程”去固镇，可到了双堆集，黄维的老毛病又犯了。
这位教科书教出来的将军，看着黑漆漆的夜色，下达了一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命令：“夜间行动不便，宿营。”
兵法讲究兵贵神速，他倒好，讲究起“作息规律”来了。
他全然不顾屁股后面追上来的解放军，竟然真的在双堆集扎下了营寨。
这一觉睡下去，十二兵团就再也没醒过来。
11月23日天刚亮，黄维想起来要接着跑了，但一切都晚了。
解放军的主力像潮水一样涌来，排山倒海般渡过浍河。
吴绍周的第八十五军被人当头一棒，一个团长当场被击毙；熊绶春的第十四军瞬间崩溃，溃兵像没头的苍蝇，直接冲乱了覃道善第十军的阵地。
混乱中，解放军乘胜追击，迅速将夏建勣第一一四师的炮兵部队和辎重部队全部“包了饺子”。
杨伯涛在回忆录里痛苦地写道：“第十二兵团经过这一天的严重混乱，寸步未移，解放军各路大军则潮涌般赶到战场，团团包围，黄维兵团已插翅难逃。”
战场上的每一分钟都是拿命换的，黄维却为了一个走丢的参谋，挥霍了十一个小时。
若是他哪怕少一点书生气，早一点当机立断，十二兵团此时应该已经和李延年汇合，甚至可能改写淮海战役的局部走向。
如果黄维跑掉了，杜聿明为了救他而停顿的悲剧可能也就不会发生。
这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就是黄维那个“等待参谋”的荒唐决定。
杨伯涛气得直到临终还在念叨：“黄维就是个外行！”
这位“书呆子”将军，把教科书上的教条当成了圣旨。
能打就打，打不过就跑，这是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他却非要讲究个“程序正义”，非要等那个不知所踪的参谋，非要睡个安稳觉。
1959年，杨伯涛因为改造表现良好，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重获新生，后来还撰写了大量军事史料，备受好评。
而黄维，在战犯管理所里继续固执了十六年，天天研究那一台转不动的“永动机”，直到1975年才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
或许在那个等待参谋的漫长上午，在他决定宿营双堆集的那个夜晚，十二兵团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这不仅是兵败，更是性格的悲剧。
纸上谈兵的赵括若是泉下有知，看到黄维的操作，恐怕也要引为知己。
如果您是当时急得冒烟的杨伯涛，看着这位顶头上司为了一个参谋葬送十几万大军，您会作何感想？
信息来源：
《淮海战役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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