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陈映真(蔡明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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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年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被徐复观誉为“海峡两岸第一人”的作家陈映真，终其一生以小说创作及各种文论，时时警惕、批判伺机在台湾社会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本文即根据《陈映真全集》所录对有关台湾民众的抗日史、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日本军国主义与“皇民主义”史观及文化现象的批判，以及为了历史与现实的民族大义而展开的各种抗议行动与声明，系统梳理陈映真为驱逐日本殖民统治暨军国主义的幽灵而遗留的思想遗产。
日本全面侵华的1937年，出生于日据台湾新竹州竹南郡中港庄的陈映真，从小就听父亲告诉他们几个孩子，他们有一个叔公(祖父的兄弟)在台湾被割让后日军登陆向南进军时，和同乡青年捡起清王朝遗留下来的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的枪械到邻乡去抵抗。但是，他的叔公一上阵就被打死了。夜里，他阿公(祖父)才把自己弟弟的尸体掮回家来[1]。他常听父母亲说，他们预想，等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出生的他长大了，这场战争应该早已结束，从而希望他的一生能在一个和平，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度过[2]。战争末期，日本殖民当局佯为“内台一如”，废除了日台生教育隔离制，实则换汤不换药。八岁的他进入台北的小学就读。他清晰地记得，1945年美军轰炸台湾，从台北“疏开”(疏散)到乡下莺歌时，发现在台湾庶民世界，包括下课后的他的同侪，全是讲闽南话的汪洋大海，使得习得稍好日语的他，花了一小段时间，适应闽南语达于圆熟[3]。台湾光复那一天，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他的父亲叫母亲弄了一桌比较好的晚饭，拿着《汉和大字典》，把孩子们的名字逐字找出来，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名字，是中国字写成的名字——因为他们是中国人[4]。
一、从电影展开的日本军国主义批判
陈映真最早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是1968年2月刊于台湾《文学季刊》第6期的《日本军阀的阴魂未散》，署名许南村。彼时，年当而立，已经在台北读书圈小有名气的小说创作者，看了日本东宝株式会社1967年出品的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作为一个亚洲人与新生一代的中国人，针对这部对于疯狂的所谓“大和魂”和“日本精神”没有任何批判的电影“所散播的危险意识”——“召唤日本军阀阴灵，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企图在‘日本的第一次败北’的敌忾气氛中再度煽起战争的火种，阴谋把日本带向再武装，再侵略的道路”，他义无反顾地以“一个帝国主义的被害人”的立场，发表了这篇批判“日本军阀的阴魂未散”的影评，呼吁“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新世代的亚洲人”必须严重地关切这个问题，一起深刻地、全面地检举、批判《日本最长的一天》。[5]
彼时彼地，陈映真的声音无疑是绝无仅有清醒而孤独的呐喊。响应而从者寡。不久，他因为组织读书会而入狱。
近二十年后的1985年，长年呼吁日本民众反省过去的战争罪行，揭发当前日本再扩张危机的日本高松中学教谕森正孝，通过台湾旅日学者、立教大学教授戴国煇的邀请，与其他几位日本学者一同来到台湾，参加七七抗战纪念演讲会，并且带来批判日本侵略历史的两部杰出纪录片《侵略》和《侵略原史》，在演讲会中首次向中国观众公映。7月6日，陈映真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影评，介绍这两部发人深省的纪录片。他指出，《侵略原史》主要说明日本近百年的现代化是明治维新后侵犯朝鲜半岛、并吞台湾和朝鲜、向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不断扩张和侵略的历史，是以全东亚各民族的痛苦为代价的“发展”和“繁荣”。它叙述了日本侵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日军武力攻掠与台湾民众激烈抵抗(1895年至1915年);第二阶段是日本实行经济掠夺和阴险的怀柔同化政策，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发起雾社起义;第三阶段，始于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15年，侵华期间在台湾进行的“皇民化”运动和实施作为侵略南洋基地的军事基地化政策。它强调，日本对台侵略、殖民支配的具体经验是日本帝国主义嗣后侵略朝鲜、中国大陆的指导“范本”，因此，台湾成为日本侵略史中对外扩张、实行殖民统治的实验基地与侵略原史。但是，日本历史教科书有意隐讳这段殖民罪行，一般日本民众和文化界也加以忽视。《侵略原史》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而在1937年7月7日制造卢沟桥事件的过程，以及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和实施残酷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以此唤醒一般只关注自己的被害与悲惨体验的日本公民对于日本侵略朝鲜与中国的犯罪意识，不使日本重蹈侵略覆辙。陈映真藉此呼吁：“中日两国真正的和平与团结的事业，应该从中日两国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民众，在坚决批判侵略和共犯结构的基础上坚定地团结开始。”[6]
1987年春节前后，在台湾的电影政策单位、大众传播部门、电影批评界和一般文化界“给予直接和间接的帮助和鼓舞”下，日本电影《联合舰队》在台北盛大上映。陈映真看了电影，认为它“有明显、严重的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于是写下《从一部日片谈起》，2月6日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他批判《联合舰队》虽然“讨论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但“并不是在反省和批评使日本走上军事帝国主义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上的问题，从而追究日本侵略战争对各被害民族与人民所造成严重而深刻的损害责任”。作为“一个以长达八年的时间从事对日本抗战，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付出了重大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的民族和人民”，他感到更可悲的是，曾被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的台湾“竟有电影政策单位，在基本上限制日片进口的条件下，选择《联合舰队》这样的日本帝国主义电影上映”，而大众传播更以刊映广告和大力揄扬的影评推介。他感叹：“除了王墨林的一篇”，甚至连“比较独立的电影评论和文化、知识界的一般，也尚未出现对《联合舰队》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严肃批判”。[7]
然而，《从一部日片谈起》刊出之后，即有两位读者去信编辑部批评。其中一位匿名者“坦率”提出几点彻底亲日的反论。陈映真对“这种不知以被害为被害的被害”感到“背脊森冷的悲怆”，于是写下《台湾内部的日本——再论日本战争电影〈联合舰队〉》并发表在3月27日的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他藉由日本著名影评人山田和夫《描写战争的眼光：虚伪的映像》对日本战争电影右倾化的深刻批判，回答这位匿名读者的问题，同时让更多人“理解一九五〇年中期以后，日本战争电影结构性的‘右倾化’历史和意义”。最后，他沉痛地说，近年来台湾内部已经俨然存在超年龄和省籍的“日本崇拜”，以致“青年以抗日为老一代人的‘历史包袱’和‘历史恩怨’，声言要‘独立地看日本’，‘抛弃历史偏见’”。他同时不点名地批评“台独”派说，“有少数一些人以对日批评是执政党和外省人(或‘中国人’)之事，使抗日成为‘顽固’、‘保守’、‘非台湾’的代词!”从而成为“这个地球上，寻遍每一个角落都找不到的诧奇”。[8]
纪录片《怒祭战友魂》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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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15日到16日，作为一项七七抗战纪念的活动，轰动日本知识圈的纪录片《怒祭战友魂》(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在台北举行三场放映观赏会。陈映真写下《一次国际性抗日文化活动》，介绍原一男导演的这部影片的情节：从南洋战场幸存回来的前军人奥崎谦三体悟到天皇和天皇制实为驱策日本人民发动疯狂、惨绝人寰的战争的元凶，于是疾走日本，大肆纠弹天皇与保守政治，因此偶然间发现：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23天，南洋战区依然以军法处决了三名日本士兵。奥崎谦三于是展开充满道德执念与戏剧性的追究真相之旅。在摄影机前，他层层揭露了战争末期日军以人肉充饥的内幕等真人真事。陈映真在文章中摘引同时来到台湾演出报告剧《延命天皇》的石飞仁的话说：“涌向原一男的《怒祭战友魂》的电影院有许多当今日本高中学生。他们想知道他的父亲、爷爷一代到底做过什么?为什么平时不讲，或者讲的内容不一样?责任，尤其是伦理上的责任，是会留传的……留传在因为不悔改认错而向内腐蚀的、民族的心灵。”[9]
二、七七抗战纪念
陈映真推荐与介绍的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录片的放映，都是七七抗战纪念会活动的一部分。他非常重视七七抗战的历史意义。
1971年，在“霸权国家的经济、政治的支配力和在战后日本快速复活的新军国主义，正与日俱增地威胁着东方各国民族和人民”[10]的背景下，胡秋原创办的台湾中华杂志社开始在长期不重视七七抗战的台北举行纪念演讲会。
1975年，陈映真“远行”归来，重出江湖，历经“乡土文学论战”的战斗之后，与台湾《中华杂志》的创办人胡秋原一起建立统一战线。
1979年，陈映真开始应邀参加七七抗战纪念会。在四十二周年的纪念会上，他发表演讲《中国人任人恣意侮辱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从中华民族饱经帝国主义蹂躏和挫辱而产生的“近代意义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历史，继续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批判。他强调，20世纪70年代以后重新出版并恢复应有地位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体现了殖民统治下的受害者的心灵和反抗，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宝贵遗产，永远鼓舞、启示和教育中华民族。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只能当作良好的反面教材而存在的“皇民文学”视同“受害者的文学”而加以粉饰译载。他解释说，这种态度绝不是要清算“皇民文学”，正如“绝不是要清算——甚至报复——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所犯下的重大罪恶”，而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这一个历史上重大的教训”。同时，也要告诉对军国主义思想不知反省、批判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可以恣意加以侮辱的日子，是永远一去不返了!”[11]
1983年，七七抗战四十六周年纪念演讲会由多达21个单位协办。陈映真担任主席并在致辞时强调要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他指出，因为少数日本帝国主义者“仍然没有从上次战败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并且在那里为日本的再侵略从军事、政治、文化、思想上做准备的工作”，所以台湾《中华杂志》每年举行七七纪念演讲会，“为的是团结爱好和平与进步的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并且为打击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促进亚洲各民族和人民真诚的友谊、和平、进步、民主与自由做最好的准备!”他强调，今年“在内容上较少情绪性之控诉，而增加了对于日本的理性的批判和分析研究”，以“认识日本”为总题，分别请苏庆黎等人析论“日本的产军复合体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日本人的民族性”“日本人在东北的细菌战”与“日本经济对台湾的控制”。[12]
1985年，抗战胜利四十周年，陈映真“受派”担任台湾《中华杂志》《文季》与《夏潮论坛》共同举办的七七抗战纪念演讲会主席。就在这年的纪念会上，森正孝批判日本侵略历史的两部纪录片——《侵略》和《侵略原史》，首次向中国观众公映。陈映真在致辞时强调，反对日本新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只是中国民众的事业，而且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东亚、第三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事业的人民共同的事业。因此，长年在日本艰难、勇敢地批判日本湮灭侵华史实的企图，反对日本走向新的军国主义扩张的森正孝等几位正义的日本学者，在旅日学人戴国煇的组织下一同来到台湾与会，共同纪念和反省对中日两国人民造成重大心灵创伤的七七事变，具有中日两国热爱和平的民众坚强团结、共同奋斗的重要意义。[13]
刊登在《人间》杂志第39期上的合影——陈映真与杂志社全体同仁(黄淇 摄)
(图片来自：界面新闻网站)
1986年，陈映真创办的台湾《人间》与《中华杂志》在台北主办七七抗战四十九周年纪念会，邀请日本反安保斗争世代的石飞仁的不死鸟剧团演出有关日本“掳掠中国人纪录”的报告剧《怒吼吧，花冈!》。在8月出版的台湾《中华杂志》第277期上，陈映真发表《石飞仁的正义感与海峡两岸之冷漠》，转述石飞仁的看法：“中国抗日战争，是人对于鬼加以批判的战争。是为了保证人性尊严的战争”，“问题不在日本军国主义是不是在复活，问题在日本军国主义因为战后国际政治而从来未曾死过”，“只要中国人和亚洲人一天不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逼使日本真正地改变体质，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就没有可能”。[14]他在为演出手册写的《演出的话》中强调：“批判和永远记住日本人在上一次大战中在东亚所犯的罪行，进一步建立亚洲和世界真实与和平，是具有鲜明的当代性的议题，也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最重要的共同的事业”。[15]
1988年，七七抗战五十一周年。台湾《中华杂志》与《人间》团结刚刚成立的台湾“中国统一联盟”(陈映真为创盟主席)、夏潮联谊会、台湾电影文化协会、对日索赔同胞会、《远望》《五月评论》《中国先驱》等，从7月14日至16日共同举办了包括石飞仁的报告剧新作品《延命天皇》、纪录片《怒祭战友魂》与“日本天皇·战争责任·亚洲和平”座谈会在内的五场具有国际性的抗日文化活动。陈映真作为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16]
1992年，七七抗战五十五周年。陈映真在纪念学术演讲会以“抗日在台湾”为主题，强调殖民地台湾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与祖国大陆的抗日民族战争，都生动体现了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反侵略、反帝、求解放和独立的民族主义，而“殖民地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是台湾的民族主义最辉煌的时代”。[17]
三、日本军国主义批判
陈映真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批判，始于1968年2月批评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的《日本军阀的阴魂未散》一文，但尚未明确使用“日本军国主义”一词。
1982年，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侵略的史实，引起亚洲各国强烈批判。10月，陈映真在台湾《生活与环境》第2卷第4期发表《人民应该起来争取反对日本军事帝国主义复活运动中的主体性》，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同时批判“台湾独立运动人士”和“台湾党外阵营”对此都“表现得很冷淡”，而国民党“始则观望、暧昧，甚至‘其情可悯’的奇谈怪论”。他认为这是“被压迫人民的抗议运动”，人民应该争取在这次反对日本军事帝国主义复活运动中的主体性，把抗议运动发展成“全国民运动”，并与东亚人民的抗议运动联结起来，从而“帮助党外进步”。此时，他的用词是“日本军事帝国主义”[18]。1983年8月，他在台湾《中华杂志》第241期发表七七抗战四十六周年纪念讲演会的主席致辞，以《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为题，从此明确使用“日本军国主义”一词。
1988年7月7日，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刊发吴密察的《八〇年代日本的保守化——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吗?》。该文强调：“不论从国际条件或日本国内条件，均已无军国主义再兴的土壤;即使仍有军国主义的孤魂野鬼，只要制度化的装置健全完备，也不怕彼等兴风作浪”。阅读之后，陈映真随即写下一篇不点名的批判文章《异哉，新“知日派”之言!》。也许是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拒刊，或是他策略性地选择，8月17日，此文在台湾《自立晚报·本土副刊》发表。他指出，岛国日本缺少资源，明治维新以后却一路奔向资本主义，而在世界体系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机转中，不能不走向掠夺、扩张的侵略的历史“宿命”;在战后冷战格局下，它又“巧妙地利用了二体制对立的缝隙、战后二十年景气和韩越战争，尽情地发展”。然而，他警告说：“一旦冷战构造失去平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滞萎，日本势必借着军事、政治的扩张来维持日本资本主义机器无从中止的运转。”这是“连日本和平主义者都深为忧虑”的现实。然而，“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战争官僚和军系”战后没有被彻底清算，却和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旧“知日派”连成一气，“形成战后四十年间台湾对日本侵华历史不加批判，对日本右翼政官若岸信介之流奉若恩主的对日本关系与政策”。最后他批判说，尽管旧“知日派”在自然法则残酷的规律下已逐渐凋零，“新一代本地‘知日派’却已悄然登场”，并且“与日本右翼论客异口同声”，发出“形形色色的奇谭和怪论”，其中便有“‘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已散论”“日本军国主义复兴论是夸妄之论”等等。
日本爱知县三河湾三根山“殉国七士庙”里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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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陈映真赴日参加日本民间各进步团体联合主办的“二十一世纪人民的计划”的部分会议。会议前几天，日本的老朋友领他到爱知县三河湾三根山，看了埋葬着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以及广田弘毅等七名日本侵华罪魁祸首遗骨的所谓“殉国七士庙”。他的“国恨家仇的怒火，顿时又在胸中怒燃起来”，于是写下《忧愤——三根山所谓“殉国七士庙”》。他指出：“殉国七士庙”的建庙指导理念是侵略有功，原日本驻纳粹德国大使、陆军中将大岛浩甚至于1985年在该庙立碑，公然以中日两种文字分别刻在正反两面的汉诗无耻地粉饰侵略战争，表明誓为“七士”“雪辱”的军国主义思想。他同时看到，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曾蹂躏中国和亚太其他地区的日本师团、部队，几乎都在这里各自树碑建塔，祭祀那些“怀着皇国必胜的信念而战死的英灵们”，“赞颂他们的功绩”，并表示“要将祖国的精神传给后代”。因此，作为一个生活在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的中国人，陈映真走过这一块一块的石碑时，胸中涌起“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痛苦、焦虑、悲哀和愤怒!”他认为：“现已成为宣扬日本侵略军及其侵略历史的、不断扩大其影响的重要场所”的三根山上的“殉国七士庙”，“恰恰暴露了在世界现代史冷战结构下繁荣起来的日本最见不得人的耻辱之处。表现出侵略主义充满侮辱性的一种满足快感”。因此，“从亚洲未来的全局来看”，它又是“最雄辩的、最丰富而生动的反面教材”，因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复苏问题的存在与发展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臆想”，而是“具体存在和成长着的事实”。他也相信，反对日本新军事体制的日本朋友们一定会与那些遭受过侵略与压迫的亚洲人民“互相真诚地团结起来，把弥漫在‘殉国七士庙’周围的阴森、恶质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恶灵’，彻底埋葬掉”。[19]
1991年11月，王墨林的日本评论集《后昭和的日本像》出版。陈映真为其作序《日本再侵略时代与台湾的日本论》，批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亡灵在战后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复活，并且陆续增殖和壮大，建立了一个以天皇和天皇体制、战犯官僚和将校、战争财阀为基础的亲美、反苏、保守的长期政权。而“抗日志士的摧折，忠奸的颠倒，日据时代皇民化运动的残存影响，在国民党恶政的歪曲中，以反国民党的形式，逐步发展为反中国和奇异的亲日主义”。于是“在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台湾社会中，学园、知识分子和文化、言论人的买办化、反民族化，总是集中地从建制外的民众知识分子的批判的视野中反衬出来”。他赞誉说，王墨林的《后昭和的日本像》就是“从这个相应于日本战后独占资本主义在冷战体系中发展的台湾对日本批判的连贯的历史”的“空谷足音”[20]。
1994年4月，日本新生党党魁羽田孜接任首相，任命陆军出身的永野茂门为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他亲历南京事件，因此“相信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其后又在共同通讯社表示“慰安妇当时是有执照的妓女，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能说这是对妇女的不尊重”。他的言论随即遭到亚洲各国强烈谴责，上任仅11天就被解职。然而，为蒋介石编写《蒋介石秘录》以反共的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吉田信行，随后以《台湾人的日本情怀与战争教训：永野发言——在台湾看到的东方美德》为题投书台湾《中国时报》，以“充满了傲慢与反讽”的状似“亲台”言论说，台湾人由于有特殊的“日本情怀”，在永野事件中对日本有比较“同情”地处理与了解。对此主持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留日牙科医师曾健民随即投书对此做了有力的驳论。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为了“提供读者一个共同思考的空间”，特于七七抗战纪念的7月7日、8日刊出陈映真与曾健民的对谈：《日本的战争责任和台湾的“日本情怀”——从吉田信行的投书展开》，“就日本的战争责任与台湾人的‘日本情怀’两大话题，由政经结构、文化意识形态各方面作出犀利的批判”。陈映真首先感慨地说，这一年台湾出现“拾日本扩张主义余唾，为权力帮腔的‘南进论’”，和《日本文摘》月刊“太阳旗下的台湾”专辑表现出来的“毫不知耻的皇民台湾史观”。据此，吉田信行可以不顾“日本人表面惯有的、在别人家里时的客套，肆无忌惮地对台湾知识界的认识力大加‘皮肉’(按：日语，即嘲笑、讽刺之意)，应该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批判新“皇民”台湾史观，说在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冷战逻辑下，整个亚太地区普遍出现“政权亲日，人民反日”的局面，台湾却出现“朝野皆亲日、反共、反华”的局面。他批判吉田信行的所谓“战争世代”论是“但问情谊不问是非义理的脱罪之词”，并且指出其公然篡改加害史实体现了“对于日本侵华战争死不认罪的黑暗心灵”。他同时指出，日本对战争的肯定与无罪论，以及为取得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对外扩张的合法性而鼓吹的所谓国际贡献论，是在美国扶日反共的冷战战略下，随着日本战后资本主义的复兴、高度成长和对外扩张而同步发展的[21]。
1994年李登辉(右)接受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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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4月30日起一连三天，台湾《自立晚报》刊出日本《周刊朝日》所刊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与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对谈的译文。陈映真读了这篇典型的帝国主义者与后殖民地“精英”间的对谈，深感“苦涩不堪”，因而在6月写下题为《帝国主义者和后殖民地精英》的文章，并指出：在殖民主义母国扩张运动中成长的司马辽太郎在这次对谈中的言论——所谓台湾本是“无主之地”，“台湾曾是日本的领土”，对历史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说三道四，把战后不得不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说成从日本“分离”，责难日本人已经淡忘日据下的台湾人曾当过“十足的日本人”等等——体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的无知与狂妄，并且“一笔抹杀了日本殖民主义以暴力、杀戮、劫人财富、毁人文化、辱人人格所造成的，交错了耻辱的屈从和壮烈亡身破家的抵抗、扩及全东亚和南洋的残暴加害的历史”。陈映真进而批判说：“司马辽太郎之流的日本和日本人”正是战后冷战格局下台湾当局和韩国独裁政权的受益人和共犯人，同时揭露用武力威压冲绳和北海道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日本是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的虚构性，从而指出司马辽太郎荒唐的“台湾文明论”简单地理解就是台湾的资本主义化，是“不知以暴力为耻的帝国主义伎俩”，深刻地伤害了殖民地台湾民众[22]。
1995年5月29日，一个自称为“终战五十周年国民委员会”的日本右翼人士的“白手套”组织，在东京为二战战殁者举行“追悼会”。基本上，这些反共的右翼政客不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不主张对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与民族道歉，甚至认为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根本不是侵略战争而是一场“善良的战争”——是把亚洲从白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解放出来的“民族解放战争”。陈映真于是引用日本反战派学者后藤乾一的反论，写了《强盗的说辞——评日本右派“太平洋战争为民族解放战争”论》，简要有力地驳斥了那些谬论，并且语重心长地警告说：“强盗、杀人者，可以不顾受害人尚存，犯罪的人证、物证俱在之时，公然否认自己的犯行，还进一步美化自己的犯罪，则倘若有朝一日，可以更加肆无忌惮之时，这无羞耻、无道德的强盗和杀人者会如何狰狞地撬门而来，岂可不深为警惕!”[23]
6月5日，陈映真为中国大陆作者柳白(陈宗舜)所写，“以报导文学、纪实文学的形式，直接披沥了当年受害幸存者的证言，直接传达了被损害、被羞辱、被压迫者蓄积在心灵最深部的受害、苦痛和羞愤”的《向日本控诉：赤裸揭露本世纪兽类集团暴行血证》一书作跋。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以及南洋地区犯下的不可思议的残酷、凶暴而冷血的罪行，他沉痛地写道：“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的兽性，往往有力地挑战我素来坚不相信的、作为种族主义之基础的‘民族性’论。因为除了以‘日本民族素性残暴’为言，人们很难找出理由来说明。”他进而批判说：“日本人不但彻底否认自己耸人听闻的战争犯行，还进一步美化和合理化犯行，更回过头来控诉别人捏造了犯行，彰明昭著地说明了：没有经受清算的日本战争机器在战时中所犯滔天罪行，绝不是战争中一时的迷乱，而是深植在日本民族文化和血脉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冷血和残暴。”他认为，是战后东西间的冷战局势，使得日本在美国的反共“大东亚”秩序下，不但逃脱了东亚、南洋各国对其战争责任的清算，而且颐指气使于全亚洲的美国扈从国家和地区之中。而台湾的战后史恰恰“可以作为冷战体制下日本军国主义延命猖狂于亚洲‘自由世界’的缩影”。他批判台湾当局，为了自己的延命，“一贯与日本旧的侵华、反共、右翼政客过从甚密”，不但“几乎不举行任何抗日纪念会”，“从来不做任何抗日史的研究”，而且镇压抗日爱国人士，让“汉奸分子得意于中央和地方政坛，享受经济上的独占利益”。最后，他强调：“没有经受历史正义严肃的裁判与清算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前正以草根的层次，疯狂、傲慢地在日本全国推动反对国会公表‘不战决议’的运动，由日本民间各右翼团体进行大串联，‘反对’、‘不容许’日本国会通过日本不再从事战争和为日本战争责任谢罪的决议。这是日本在发动和遂行那残暴的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之后，第二次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最放胆的挑衅和羞辱。”而《向日本控诉：赤裸揭露本世纪兽类集团暴行血证》正是“中国人民及时斥责和回击这挑衅与羞辱的先声”[24]。
2000年11月，日本极右翼漫画家小林吉则(小林善纪)在日本出版漫画政论《台湾论》。12月25日，台湾《中国时报》特别报导披露了号称在日本狂销60万册的《台湾论》的有关内容。陈映真从中知道：“年仅四十多岁，一般日本正派的文化界、言论界和政界都不会加以理睬”的小林吉则，为了这本漫画曾经“数度访台”，不但两次受到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亲自接见、宴请，并推心置腹长谈，还见过陈水扁。通过报导，陈映真也得知，小林吉则“密密麻麻都是文字”的漫画，无忌讳地“肯定天皇神论，坚持天皇国体”;他认为日本十五年对外扩张的战争是“正当、有益的”，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是“有良心、有建树的”，而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活体实验、慰安妇制度等都是“谎言和反日宣传”;他不但“不承认日本的战争犯罪责任”，同时鼓吹日本右翼在侵略战争期间宣传而今沦丧的“日本精神”“大和民族的光荣”，崇尚“玉碎”“切腹”的“武士道精神”，深刻憎恶与蔑视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斥责日本自由派和左翼思想，悲愤日本在战后从属于美国等等。陈映真随即警觉地写下《台独派·皇民遗老和日本右派的构图》，在进步而小众的《左翼》第14号发表，沉痛地批判说，小林吉则的“傲慢与猖狂”体现着“五〇年代以降，在美日帝国主义共同制霸下，亚洲人民遭受白色恐怖、美国经济和文化侵略、受裹挟于战争机器，民族分裂、同族相仇、自主的民主与进步力量被压抑的总的构造，至于今日而犹统治着美日势力范围下辽阔的亚洲”。陈映真也批判与日本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史观”互为奥援，狼狈勾结，并随着李登辉篡政后抬头的“新老亲日皇民派”而更加猖獗的“台湾独立”论，同时强调“反对美日帝国主义，于自主、民主和民族统一的斗争，依然是当务之急”。[25]
小林吉则漫画政论《台湾论》的中译本于2001年在台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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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忧心不久之后在台湾“经由台独系出版社‘前卫’汉译公刊”的《台湾论》将对台湾青少年、学生等“漫画人口”起到一定的不良影响，同时接到一位可敬的日本朋友的来信，信中谈到小林吉则《台湾论》的暴论并警告：日本的军国主义在过去以殖民地化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今天他们似乎要以“台湾独立”来分裂中国。因此，陈映真就到位于台北SOGO百货公司的日本纪伊国屋书店买了公开展售的日文版《台湾论》，阅读后“触动很大，感慨极深”，于是写下7000多字的《〈台湾论〉之暴言及其共犯构造》，在2001年2月出版的台湾《海峡评论》第122期“皇民化批判”专辑中对此严加批判。陈映真开宗明义地指出，《台湾论》的主要目的在于切齿抨击“视战时日本对外侵略及殖民历史如污秽”的日本国内民主派、和平主义者、开明学界、舆论界和左翼等有识之士，“丧失和污蔑皇民运动时代的‘日本精神’”，“攻击天皇神论，反对日本自卫国防”，并且因为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负疚感而“自虐”地从事“谢罪”的外交。而小林吉则在台湾采访的“权重财粗的皇民余孽的媚日汉奸言论”，让他“向日本开明派反证日本极右派史观与言论的正当性”，从而“感到无穷的希望”地兴奋呼喊：“台湾有李登辉，有经历千锤百炼的独立派，以及受到新的历史教科书教育的明日的台湾人”，竟至急迫、颐指气使地露骨妄称：“台湾应该脱中国而独立!”陈映真批判地指出，在东西冷战格局下，日本反动的旧军部及战争财阀势力作为美国远东反共战略的工具而延命，并不曾彻底清算战争责任，俨然成为一股猖獗的保守、反共、新军国主义的右翼势力，遍布日本主流社会，而小林吉则只不过是右翼阵营中一个以漫画为形式的、小小的“日本新军国主义宣传员”。然而，他的极右翼的思想言论和前日本殖民地台湾的“皇民精英”媚日的汉奸思想互相应和，互为奥援，形成“日本治台有功、有贡献论”等固定的、刻板的、歪曲史实的说法，使得“台湾独立”运动和日本新军国主义终竟在反共、反华的接点上，结成黑暗的同盟。他因此强调：“彻底反对台湾分离主义，恢复民族和平与团结，才是粉碎日帝与美帝对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野心的不二法门。”[26]
2002年12月15日，“日本李登辉之友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年近八十，已经在台湾政坛失去影响力的李登辉，以“台湾精神与日本精神”为主题，通过连接互联网的电视大屏幕向上千名与会的日本学者和国会议员发表演讲，探讨其所谓的“台湾文化的独自性”和日本武士道文化之间的关系，最后还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和在场人士一起在芭蕉叶覆盖之下的小道上共同漫步。2003年2月，陈映真在台湾《海峡评论》第146期“李登辉皇民化史观批判”专辑发表《龌龊残暴的“武士道”和天皇意识形态》，批判道，日本右翼及其“在台湾的仆役李登辉”无耻鼓吹“以‘武士道’为本质的天皇意识形态”，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顶点”，在侵略战争中，驱使大批日本青年把南洋人、中国人、冲绳人视为“非皇民的草芥狗畜”，歇斯底里地横加滥杀、强暴、活体解剖、残酷奴役，终而败北瓦解，却又狡诈利用美国主导的反共冷战结构变装为“象征天皇”，厚颜无耻地延命，从而回避了历史的彻底清算。他批判李登辉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鼓吹“大和魂”“武士道”和所谓“日本精神”是“公”“义”“勇”“仁”“诚”“礼”之极致，一概强词否认日本帝国主义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坚不负起任何滔天弥海的责任，甚至无耻吹嘘，其“龌龊、虚伪、视廉耻如无物，真是令人齿冷”。[27]
2005年1月7日，陈映真在人间网以《日本军国主义蠢蠢欲动》为题写道：“战后日本，由于在世界冷战架构中，美国把战败的法西斯日本当作东亚反苏、反共的战略基地，没有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反而让日本军国主义的灵魂‘天皇体制’和战时右翼法西斯财、军、政界得以免受批判清算，继续延命于战后，在政治、外交上紧紧扈从美国，在经济上以美国侵略朝鲜和越南的后勤基地和掠夺东亚、东南亚廉价劳动力而‘致富’，并结成一股亲美、保守、右翼的长期政权，为美国虎作伥”。而今，这股右翼财、政、官、学、军势力更壮大到不知忌惮的地步，作为“美国霸权主义忠实的仆从”，它“坚拒为其滔天的战争犯罪和责任表示承担责任，赔礼道歉”，因而在饱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广泛东亚和东南亚各民族人民中，“留下深刻的疑虑、仇恨和不信感”。面对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崛起，它更“不无联合美帝，再度驰骋大陆中国，觊觎台湾的野心”。他警告“欲以美帝鹰犬重新压抑亚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今天的亚洲已不是明治后及日帝‘十五年侵略战争’时的亚洲。日本胆敢再与亚洲挑衅，只有再次蒙受羞耻的‘败战’的命运!”而日本军国主义如不能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势必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亚洲人民所痛击!”[28]
同年11月，陈映真为笔者《幌马车之歌》日译本[29]作序《盼望日本大众端正对台湾的视角》。他再次强调，从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随着政治全面保守化趋势的出现，日本产生了一股憎厌中国的思潮和社会心理，“世界上唯一最为亲日的”台湾，经由李登辉、司马辽太郎、金美龄、小林吉则和一些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界“次文化”框架上的论说，重新吸引了日本人民的目光;日本政客又以不加隐讳的敌意，在靖国神社参拜，非法主张东海岛屿的“主权”和提高美日军事战略同盟的地位，妄图武装扩张等问题，引起誓不再战，真正希望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的有识之士的忧思。在这样的时刻，对于日本的读者而言，如果能因《幌马车之歌》在日本公开发表而记得战后的日本曾追随美国，背向中国人民，企图分裂中华民族，支持台湾当局，也许就会更加觉得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极端不毛的冷战时代的台湾民众史和自己具有不能躲避的关联性[30]。
四、为了民族大义的抗议行动
陈映真对日本军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白纸黑字的言说书写，更是通过具体的七七抗战纪念会与各种针对时事的抗议声明、展览活动，展开实际行动。
1984年5月，高雄市议会议长陈田锚接受记者访问时指称，日据初期南部抗日领袖“林少猫过去是土匪，不能将所有反抗日本政府的人，都看成抗日义士”。史载，林少猫于1898年年底领导千余武装民众袭击屏东潮州日本办务署。1899年日寇开始进行“血的扫荡”，因他受人民拥戴掩护，不易缉捕，后改为招抚以诱捕。林少猫暂时“归顺”于后壁林开垦。1902年5月，殖民当局以“图谋大举抗日”为借口，突然秘密围剿，不分人畜，一律杀戮。毫无防备的林少猫牺牲。为了“保卫林少猫抗日英名”，1984年6月17日，台湾《中华杂志》《文季》和《夏潮》等杂志社在日本殖民台湾的所谓“始政”九十周年耻日，共同在台北市举办演讲会。陈映真在主席致辞时指出：在辽阔的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民族主义正进行着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密集的批判和抵抗，使得帝国主义在各地的侵略受到一定的制约和限制。但是，“弱小国家在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甚至于科技思想的殖民化，是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军事扩张主义一个重要的一环”。他同时批判“包括台湾一小撮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买办化、殖民地化”，说他们“把民族主义看成顽固、落后;把忠奸之辨看成封建的、传统的东西;把要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独立自主，看成所谓意识形态而加以嘲笑;把买办主义、汉奸主义看成所谓自由和先进”。他强调，日据下殖民地台湾具有“深远温厚的中国的文化历史结构”，使得反殖民运动带着“强烈的中华民族主义的性格”，这不但在其他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运动中少见，而且为台湾反帝运动树立了鲜明卓著的、珍贵的爱国主义传统。演讲会先后由民意代表胡秋原讲“抗日英雄刘永福”，台湾史学家尹章义讲“由刘永福到林少猫”，王晓波讲“林少猫抗日事迹”，著名的老作家杨逵讲“殖民地人民的抗日经验”，台湾史专家钟孝上讲“台胞武装抗日的事迹”，来自竹东镇的杨镜汀讲“北埔事件的历史意义”，最后由曾祥铎讲“有关台胞抗日的史料”。陈映真认为，他们的演讲以“新的历史观点”去回顾、再评价抗日英雄林少猫的爱国事迹，并且“对少数一些买办的现代知识分子、汉奸资产阶级的殖民地意识形态”，进行应有的批判[31]。1996年11月23日至12月19日，他在台北策划举办“五十年枷锁——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照片展”，同时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的《虚施怀柔·实为诱杀——从一九〇二年云林“归顺式”大屠杀说起》中写道：“回首这段历史，不仅令人对台湾陷日初期在广泛士绅莫不屈膝保产时，与地方豪强和贫困农民一道，不惜亡身以反帝的骁勇壮烈，充满敬佩之情，同时对于日本当局阴狠地抓住中国农民起义中存在的招安求荣的传统，执行诱致而大屠杀的卑劣与残酷的殖民统治本质，有深层的体会。当然，在整个‘归顺’计杀过程中，台湾士绅、‘协力者’的共犯作用，也是整理殖民地台湾史时，一个令人深自反省的课题。”[32]
1985年中曾根康弘宣布以日本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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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日本继续进行以中曾根康弘首相亲自参拜靖国神社为象征的所谓“战后政治总决算”，以举国规模替日本对外扩张的“十五年战争”脱罪、合理化而大吹翻案风。
为了给应邀来台在七七抗战四十九周年纪念会演出的报告剧《怒吼吧，花冈!》做宣传，陈映真同时在7月出版的台湾《人间》杂志第9期制作了“怒吼吧，花冈”特辑，报告了一段鲜为中国人所知的悲辛的历史故事：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推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并以“猎兔作战”为名掳掠中国民众到日本充当劳工。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不堪奴役的986名中国劳工，在耿谆大队长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末期决然反抗，并在事败之后遭受酷刑而被虐死百数十人。特辑收录了耿谆亲撰的回忆：《花冈恨——中国奴工抗暴事件策动人耿谆的回忆》;王墨林在日本参加花冈事件报告剧现场演出的记事：《历史断层里的哭声》;编导石飞仁撰文，经陈映真翻译和润修的中文剧本全文：《人性大寒下的虐杀史——日本“奴工狩猎”的台前与幕后》与《血腥的建设——附生于日本扩张主义而肥大的鹿岛建设公司》。陈映真在《编辑室报告》中批判道：“多年来，日本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篡改战时加害于人的历史——赤裸裸的侵略变成了温文尔雅的‘进出’;血淋淋的屠杀淡化为扑朔迷离的‘传闻’;在日本境内，满手血污的战犯竟被供奉入日本的国庙‘靖国神社’;帝国的帮凶，照样地进出东亚、雄飞日本……的吊诡，冷冷地嘲讽着受难的人和受难的民族。冷冷地，岁月掩埋了死亡的枯骨，吹散了酷烈的血腥，也玩弄了历史的本身。”他在《演出的话》中最后表示：“期待这次由日本人‘现身说法’的演出，能让台湾的战后一代青年和知识分子认识到，批判和清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罪行，绝不是什么‘过时的’‘历史包袱’。绝不只是被害的中国人和其他东亚人的事。”其后，他持续关注、支持花冈事件的平反运动，也亲身经历了一些“令人沮丧与愤慨的骚扰”。1990年，他“第一次访问大陆，见到了花冈惨案幸存下来的奴工和干部”。1991年，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之际的7月7日，他在郑州出席了首次为公开祭奠花冈暴动的英烈和当年被掳掠到日本做苦役的殉难同胞而举办的花冈事件展览，并在致辞时强调它的重要意义：一是记住中华民族宁为维护民族尊严而死，不奴颜而生的伟大精神;二是为了民族尊严和前途而坚持民族团结与统一的精神;三是严肃对待中华民族被害之历史，以揭发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湮灭其滔天罪行的阴谋，严正促使更广泛的日本人民知所反省，起来反对新的日本军国主义，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真实永久的和平、友谊与正义[33]。2005年6月30日，他终于与长期为花冈暴动讨公道的日本朋友和在日侨胞以及在京、来京的同胞，在北京共同纪念花冈事件的第六十个周年。他在致辞缅怀时提出值得深思的几点意见：一是战时日本135个厂矿企业强掳华工的犯罪事实有待中国有志者锲而不舍的究明斗争;二是日本的战争势力在战后的反共冷战格局下受到美国庇护、纵容与提携，从而进一步形成反华、反共同盟，纪念花冈暴动，对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彻底追究和清理日本的战争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是华工在花冈暴动中团结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在艰难中坚持了国际主义;四是要在历史和其他原则问题上严格坚持是非，才能在此基础上展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和平与友好[34]。
2013年7月2日，中国被强掳劳工遗属在日本国会门前抗议，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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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86年。十月号的日本右翼综合性月刊《文艺春秋》刊载了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不顾人类基本良知，毫无忌惮地为日本对中国、朝鲜的侵略行为狡辩的言论，引起中国和朝鲜人民的震怒。石飞仁在给陈映真的信中指出，战时被害亚洲各国“曲意优容前战争罪犯日本”，是促成藤尾正行日本侵略正当论的原因之一。10月28日晚，台湾《中华杂志》与《人间》在台北主办“声讨藤尾正行侵略妄言讲演会”。讲演会主席首先宣读陈映真起草的抗议书[35]。陈映真紧接着发表声讨藤尾正行侵略妄言的演讲《不可为一时权宜牺牲民族大义》，对“不知以暴力为耻的藤尾正行们”表示“最深切的愤怒和最严厉的抗议”，并且劝告后天就要以“最高、最豪华、最恭敬的”规格接待狂暴傲慢的藤尾正行的当局，停止“极为短暂的政治权宜”，以免“牺牲了民族大义，羞辱抗日领袖蒋介石先生，侮辱千万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中国将士和人民”。[36]10月30日当天，陈映真等一群抗日知识分子再次向在台北的日本交流协会递送包括胡秋原、台湾抗日前辈周合源及王晓波、尹章义等联名的抗议书，进行示威和街头演讲。然而，当局刻意封锁淡化了台北抗议藤尾正行暴言的演讲会与行动。陈映真因此写下《探索批判的、自立的日本关系和日本论——从藤尾暴言事件想起》一文，并发表在12月出版的台湾《文星》杂志第102期。针对“加害者目中无人，对自己加害于人的历史非但不知反省，甚且狺狺有词;而被害者对这样狂慢粗暴的加害者不但不予批驳抗论，反而曲意优媚的这样一种颠倒”现象，他认为“追索日本和中国的战后史，重新审视整个世界的二次战后史，或者是寻找这体制化的颠倒之关键所在”。于是他从战后盟军对日本的占领政策、日本保守体系在冷战态势下的再建，以及中国的视角，分析批判，进而反省藤尾正行所谓“如果日本侵略了别人，则被侵略的一方，也有问题吧”的暴言。他强调，正确认识、研究和对待日本，是中国极为重要的课题，“清算战后冷战框架下的日本关系和日本论，探索出新的、批判的、自主的日本关系和日本论，已经刻不容缓了!”[37]
1988年11月，日本裕仁天皇病危的传闻甚嚣尘上。陈映真以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的身份，带头向日本交流协会会长提交其执笔的《台湾各界要求日本天皇临终前为其侵华罪责向中国人民郑重道歉之备忘录》，宣称日本天皇裕仁依《大日本帝国宪法》为国家统治之总揽者及主权者，是作为日本国家机关及战争机关之三代天皇体系的一部分，对侵华战争及殖民支配台湾造成的严重的生命、财产、精神之侵害，负有无可逭怠之重大责任。然而，裕仁在投降诏书中无一字一语对其侵略中国、支配台湾表示忏悔，却对美国、欧洲表示日本发动战争之不当。因此，他们严肃要求日本交流协会会长向裕仁天皇转达台湾地区的中国人民的要求：在他一息尚存之时，为其重大战争罪责，亲口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道歉，以建立中日两个民族今后真诚、长久之和平与团结，并以安其临终前灵魂自咎煎熬之苦[38]。其后，在病重的裕仁天皇“转危为安之际”，陈映真执笔，以“陈映真等人”署名发表《为人道、公理、正义，向日本政府抗议》，提出“基于人道的要求、正义的体现”，以及“祈求和平的诚意，希望中日两民族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原则上相处”，因此要求日本政府转达裕仁天皇：“在病情稳定的时候，重新回顾过去六十年来的惨痛历史，对中国人所遭受的日本侵略，表示忏悔;对死难的二千万中国人，致以哀吊和歉疚。”同时，该文明白地昭告日本国民，收敛起外犯意念，和中国人和平相处，相与为善，因为这不但是天皇个人未了之责任，更是关乎日本人尔后命运的“重大警惕”。日本政府更应以“全面而彻底地对台籍原日本兵之赔偿与补偿”等具体措施，“中止一九三一年以来的侵略，使全世界了解，日本人还有公理和正义可言。由此，而开始对中国全面彻底遵从正义与人道的赔偿”。[39]
1992年6月15日，日本当局完全无视日本民众普遍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所谓《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案》，为派遣日本自卫队至海外立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与美日军事同盟实质上的强化趋势，引发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各地区人民广泛的警觉、不安与最严重的关切，菲律宾、日本、韩国的民间各进步、和平组织展开“亚太公民反对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共同签名运动”，并且正式向台湾地区追求进步、和平、正义的团体、机关和个人提出共同签名的要求。陈映真认为：“作为日本新老军国主义深刻被害者的台湾进步与和平力量，自然不容袖手”，于是团结了黄春明(作家)、高信疆(文化工作者)、王晓波(世界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晓春(台湾大学教授)、吕正惠(台湾清华大学教授)与林正杰(民意代表)，作为“反对日本海外派兵同盟”的台湾发起人，在10月成立了“阻止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亚洲公民会议·台湾分会”，为共同反对日本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peace-keeping operation，PKO)对外军事扩张的签名联署，提供超党派的共同阵线服务，同时发出声明：《团结亚洲、太平洋和日本全地区的公民坚决制止日本假PKO之名再次向海外进行军事扩张!》，指出日本在战后虽然制订了永不备军、建军的宪法，但是不久即以“自卫队”之名“复活”了军队，并发展为军事实力排名靠前的国家;自卫队为了保护早已向着广泛的亚太地区渗透的日本独占资本的利益而积极图谋向该地区派兵，对亚太地区各国人民构成莫大威胁;今天，自卫队由于日本当局公然宣称要通过参与联合国部队和多国部队行使武力，而向着危险的方向发展[40]。实际上，日本依然以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名义将自卫队派遣至海外。亚洲12个国家及地区的反帝进步团体于是在日本共同召开十月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October，ICO)，决议成立“全亚洲反对美国-日本侵略与宰制行动联盟”(Asian-wide Campaign Against the U.S. and Japanese Aggressin and Domination of Asia，AWC)。台湾地区由劳动党系统的劳动人权协会代表参加。陈映真也积极投入全亚洲反对美国-日本侵略与宰制行动联盟发起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运动。
1995年11月28日，日本在社会党籍首相村山富士的主持下制定了新防卫计划的大纲，具体指出只要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出现可能影响日本安全的重大事端，日美两国应紧密合作。
1996年4月17日，美日发布新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覆盖范围扩大至亚太地区。同年11月23日至12月19日，陈映真在台北举办“五十年枷锁——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照片展”。他在《大正二年讨伐军队纪念》《大正三年讨番军队纪念写真帖》与“五年讨番计划”中随军记者拍摄的照片中看到，早在据台之初，日本就在台湾恣意施行“三光”的残暴政策。他也在搜集影像材料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对于日本战争犯罪的历史证据，甚至连“革新”的《每日新闻》都同日本企业、政府和反动派一样，也“搞湮灭、不公开和管制的伎俩”。而他相信，“在日本阴暗鬼气的、不知道在哪里的档案室中，应该还保存着大量这一类令人战栗的罪行照片”。尽管如此，这次展出的四百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还是“离开文字的缠辩”，呐喊了千言万语不能尽与枉曲的历史真相与本质，使他在搜集与学习过程中受到深刻的教育[41]。
1991年陈映真(左一)和林书扬走在“五一”游行前列(李文吉 摄)
(图片来源：中国台湾网)
1997年，陈映真与林书扬、陈明忠等统左派领导人团结东亚地区进步学者、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论坛，为促进东亚和平、朝鲜半岛统一与中国统一，展开国际团结。2月，日本、韩国和琉球三地反战运动团体的130位进步人士应邀来到台北，参加该论坛。其后，该论坛持续在韩国济州岛、冲绳那霸与韩国光州轮流举办。
然而，在此前后，陈映真警觉到前殖民者和压迫者日本的一些研究台湾文学的“学者”，正在“有组织、有纲领地展开对日据台湾皇民文学进行公开、放肆、骄慢的翻案”。他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于是与台湾《人间》杂志社同仁广泛组稿，在1999年9月刊出《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第2辑“噤哑的论争”，深入批判日本反动派学者的暴论。他在题为《不许新的“台湾文奉会”复辟!》的编案中写道：所谓“皇民文学”是1943年日本扩大对华南与南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时，台湾总督府“皇民奉公会”所属文艺团体“台湾文学奉公会”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共同在台湾推进的“以暴力扭曲和摧残台湾人民灵魂深部”的文学作品。他指出，客观地说，写“皇民文学”的台湾作家勉强算“只有三个人”，作品也只有“技巧、人物塑造和艺术性拙劣”且“思想道德上鄙下、萎弱”的小说不到10篇。然而，“台独”派学者把作品和作家屈指可数的“皇民文学”，“加以夸大，说成四〇年代无人不写”，进一步“涂脂抹粉”，企图对它合法化、免罪化。日本学者则紧接于后立论。他进一步批判说，这些日本学者的立论虽然枝节不同，却众口一词“无批判地夸大日本的对台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现代化’(日本人叫‘近代化’)”;“将皇民文学中台湾人心理的一切伤害和矛盾，都归因于前现代的台湾人面对文明开化的殖民地现代性时的挣扎与苦闷，而与对殖民地心灵、物质深刻加害的、不知以暴力为人间罪行与羞耻的日本殖民地体制毫不相干!”陈映真指出，他们甚至认为：“日本对台湾的殖民使台湾迈入世界史的现代，得以文明开化，教育识字率普及，出版品丰富流通、形成‘公共空间’，从而形成‘台湾民族主义’，是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的源头。”也就是说，“日本殖民主义是美善的，有利益和恩惠于台湾”;“帝国主义有理!殖民制度无罪!”最后，陈映真强调指出：“一个新的总督府文学奉公会正在形成。和这新的日帝文奉会进行坚决的斗争，是一切有自尊心的台湾文学工作者无可旁贷的责任。”[42]
五、对“共犯结构”的自我批判
陈映真一再强调台湾史学家戴国煇的深刻告诫：在反共的冷战格局中没有做好历史清算的台湾知识界，亲美、亲日，以致“台独”“独台”与反华、反共、亲美、亲日思潮蒂连共生，是台湾社会丧尽日本批判认识力的“共犯构造”。因此，他也一再呼吁，当我们抨击日本新军国主义，清算和批判被殖民的历史时，不可忘记自我批判，应彻底清算殖民地时期台湾人协赞日本支配台湾的汉奸形成的共犯结构，才能在前进的历史中成长屹立。他认为，日本反动学者之所以敢在台湾肆言无忌，放言恣论，是因为台湾社会的政界、学界、资产阶级与民间自有这种“皇民”残余的共犯结构，因反中国、反民族而崇媚日本，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因此，他在批判日本学者的反动言论的同时，“不能不痛切地反省台湾内部丑陋、荒芜的共犯性构造”，进而“正确认识自己的这一耻辱，并对之进行深入的批判”。
陈映真对台湾社会的自我批判是基于其对台湾的殖民地体质的科学认识。
1986年，陈映真署名赵定一，在复刊的台湾《夏潮论坛》2月号发表《世界体系下的“台湾自决论”——冷战体制下衍生的台湾党外性格》，深入分析反省在二体制对立的世界结构下台湾党外性格的根源[43]。不久，笔名为永台的原“台独”政治犯柯旗化就写下《论奴隶姓——为“台湾自决论”向赵定一先生质疑》作为回应，对陈映真“台湾的党外主张自决，是想当美日帝国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的奴隶”的批评质疑。台湾《夏潮论坛》除了在3月号原文刊登(包括标题)，还一并刊出赵定一的《共同的探索——为台湾前途诸问题敬覆永台先生》。陈映真强调：“问题在于对于巨大的帝国主义支配毫无认识、批判和防范力量的目前党外，一旦掌权之后，如何不会变成另一亲美的买办独裁政权，压制将来的台湾民族·民主运动，就目前的状况看来，我们实在没有很大把握。”经过激荡之后，双方观点已在某些部分取得共识，但是对殖民的定义，以及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评价等问题仍有歧见[44]。《夏潮论坛》4月号又同刊永台覆文《论台湾的过去与未来》与赵定一的《台湾的殖民地体质——也谈台湾的过去与未来》。陈映真就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台湾的殖民地性格、日本殖民台湾的真相、殖民地官僚的性格、殖民统治的一般规律、日本在台湾的“治绩”、日据前的台湾实况、日据初期的军事镇压和经济剥削、如何看待二二八事件、是谁真正统治着台湾、阶级关系与省籍问题、所谓“民族性论”等问题展开析论。柯旗化强调国民党在二二八事变中的杀戮。陈映真回应说日据初期的杀戮恐怕只有远远过之，而无不及，而二二八事变的悲剧，最不能忍受的，是同族相残。同时，他强调：“我们谴责二二八事变的残暴，也谴责它为台湾内部中国民族团结所带来的破坏，但不能(因此)说日本的统治远比国府为好。因为两个问题在性质上有根本性的不同。”[45]
与此同时，陈映真也通过《从台湾都市青少年崇日风尚说起》，分析、批判了战后二体制对立下日本文化影响在台湾复活的历史背景，以及新的日本崇拜论主要表现的三个方面，从而总结说，在战后四十年来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亲日和对日无批判的复杂形势下，台湾都市青少年的崇日风潮，表明了他们是在相关教育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失去了生活的意义、目标与清晰的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被害的一代，与其责备他们醉生梦死、懵懂无知，不如严肃反省崇洋媚外的台湾的文化和政经结构才是要务[46]。其后，针对詹宏志《台北的日本接触》一文描写的进口日文书刊与图像杂志趋之若鹜的销售现象，陈映真写下《“日本接触”实相与虚相》，分析、反省图像文化与服饰、管理及生活情调等泛滥的“日本热”的深层背景，从而指出，批判日本先进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不但是摸索中国自己的日本论之所必需，也或者会成为探索中国发展和建设道路极为有益的参考。他认为，理解和研究日本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海峡两岸的日本研究应该反省，迅速改变一般肤浅、不严肃认真，甚至让研究所成为日据时期亲日知识分子“总本山”的“日本热”[47]。
1994年，陈映真看到，从1987年以降，开始有人大肆散播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现代化”所做的“文明化”“贡献”：台湾殖民地化的非中国化效果有利于“台湾独立”，日本的南进政策使台湾成为南洋的中心，“内地延长”主义使台湾人成为完全的日本人等谬论，于是写下短评《谁在姑息养奸?》，于8月16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四十九周年的次日，在台湾《联合晚报·天地副刊》发表。他引用种种触目惊心的数字，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曾对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加诸种种苦难，同时批评台湾社会在亚洲各国以具体行动挞伐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时，不但沉默，而且还有“皇民思想者”在缅怀、歌颂，进而与那些加害者积极亲善交好。他强调，“姑息适足以养奸”，台湾社会必须展开严格的自我批判，才会有“义正词严地站在日本反动派跟前，听他结结巴巴地说他一定要谢罪和赔偿”的一天[48]。
1995年4月17日，是《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的百年耻日。然而，台北街头早已出现打着仿佛日本皇家纹章的“八瓣菊花”旗和唱着战时的《军舰进行曲》的“台独”队伍。一群教授、政客和民族分裂主义者也在“台湾教授协会”主办的“马关条约一百年，告别中国大游行”中，在台北公开表达“台独”的政治主张。17日当天，以民意代表吕秀莲、“资政”高玉树、作家钟肇政等为首，名为“马关条约百年百人代表团”的“台独”派民间团体，到达《马关条约》签约所在地的日本下关春帆楼，并在附近的赤间神宫参拜安德天皇，与日本右翼政界、学界人士共同纪念《马关条约》签订百年，甚至鼓吹《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使台湾跨出与中国分断的第一步，是台湾史中“不幸中的大幸”。对此种种，陈映真在马关割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台独运动和新皇民主义》，严词批判“台独”派的言行是日据“皇民化运动”以来“第一次公开的反华辱华，弃绝自己中国种性的活动”，说它已经“深刻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情感，彰明昭著地表现了台湾朝野反共、反华运动可耻的本质”。然后，他针对“台独”派歪曲的所谓“没有殖民地时代日本推动的工业化，就没有战后台湾的经济发展”，日本殖民当局的“内地延长”主义是以“平等”对待台湾人与日据五十年间“台湾与中国现代民族运动剥离”等邪谈异论，一一进行深刻而具体的分析与批判。最后他锥心地沉痛总结说，在战后冷战格局与反共体系中规避了历史的清理和批判的“皇民化腐尸”，在当前的时局中惊人地复活为“今日台独派新皇民主义的幽灵”。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心灵留下的未愈的创伤”，“是不知以屈辱为屈辱，不知以羞耻为羞耻，不知以被夺取与破坏种性为痛苦的严重深刻的创伤”。因此，“驱逐皇民主义恶灵，治疗一直不曾治疗的日帝在台湾殖民地历史中留下的深重创痕，是知耻、知痛的台湾人民无可旁贷的责任”[49]。
与此同时，陈映真还写了一篇后来没有发表的论文《台湾的非中国化——台湾“日本化”与“美国化”的本质》。根据手稿所载，他认为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的日本化过程，其实就是台湾的殖民地化过程。在冷战与内战反共的双战结构“卵育”下，没有经受历史清算的“皇民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就表现为一种隔代继承，而国际舆论和学术论坛对“台湾独立”运动的认识不足，使台湾在战后的脱殖民化倍为艰辛。[50]
1996年10月，陈映真应邀在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两岸对峙下的台湾史观”专辑发表《台湾史琐论》。他开宗明义地重申，台湾的殖民地化，是从中国被分断窃占出去的领土之殖民地化。因此，殖民地化期间台湾的反殖民压迫的斗争是反帝而复归祖国的斗争。当支配的殖民者败亡时，台湾的斗争历来不是恢复“独立”，而是复归祖国的斗争。他强调，没有绝对客观、真实的历史，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地位的人，对同一历史过程，自然有不同的记忆、解释、理解和书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对客观和真实的历史。他认为，对相关事实(史实)的掌握是不是正确，立论的逻辑构造是不是完全，是史论的基本要求。据此，他一一论析了台湾不曾“独立建国”、殖民统治下台湾的反抗运动、日据时期“台湾独立”运动的本质、社会史观解读台湾历史与台湾史理论的建构等有关台湾史的种种问题。最后，他又强调：“台湾的社会史论，不以认识历史为已足，而进一步以掌握变革历史的规律，付诸实践为志。”面对李登辉上台以后混乱、封闭、原教旨主义的“台独”史观制造的大量台湾“国家论、社会论和民族论的破绽”，当务之急就要从台共1928年和1931年的纲领，以及李友邦的《日本在台湾之殖民政策》等“台湾社会构成体论的传统及发展，分析一九五〇年以降，特别是李氏政权登台后的台湾社会，建构科学性的社会构造论和变革论”[51]。
同年11月23日至12月19日，为了给“五十年枷锁——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照片展”做宣传，陈映真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了七篇专文，介绍日军占领台湾期间实施的“三光”政策，怀柔诱杀，台湾民众义和团式的武装抗日，蒋渭水、李友邦和台湾女性革命家谢雪红、谢玉叶、张玉兰、叶陶、简娥等，以及受到“皇民化”洗礼的“台湾人日本兵”。他在《歌唱“同期之樱”的老人们——皇民化运动的伤痕》中写道：“每次偶尔在台北的街头，看见头戴日本陆军或海军战斗帽，有人甚至还在后脑挂着遮阳巾的老人，踽踽而行，我都很难不感觉到他们是台湾的扭曲的历史所造成的、至今不曾愈好的伤口，心情怆然。”因此，他以体现日据时期“皇民化运动”的伤痕的台湾籍日本兵的历史遭遇再次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冷战和国共内战的反共结构下，“以反华、脱华、反共为主轴的、广义的皇民主义，在台湾政局中发生了‘隔代遗传’的现象”。因此，人们在所谓台湾的“主体”论、“政治实体”论、“独特性”论和“独立”论空前成为主流论述的同时，不仅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所遗留而未加丝毫清理的精神、心灵、文化的挫伤，视若无睹，而且懵然不觉所谓台湾的“主体”论以迄“独立”论，其实就是“这挫伤之本身、之再蓄脓的事实”。他的警醒说才是台湾后殖民论的严重盲点[52]。12月，他在台湾《时报周刊》第980期发表《沉默的照片·雄辩的历史——搜集日据下台湾史照片的随想》。在乡土文学论战期间勇擎大旗改变思潮的他慨言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史成为朝野主流的显学，但是在许许多多声言要恢复历史真相的论文、叙述、报导、言论和著作中，却充满“作为特定党派的政治回声”而“对史实更其露骨的歪曲与湮灭”[53]。
1997年6月，台湾当局经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正胜以同心圆史观编纂数年的新编初中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与社会篇)初稿出炉，9月间发交岛内初中施教。陈映真随即在10月出版的台湾《海峡评论》第82期以《一个“新史观”的破绽》提出批判。他认为，这套编写过于粗陋而“诚实”地表现“御用”性格的教科书，就充分无遗地暴露了它为虚构中的“独立”的台湾，打造所谓“国家认同”“国民意识形态”的目的，是“反对民族和解，为民族分裂的固定化和永久化服务”的“国策历史，不是历史哲学”。他强调，它明显而严重错误地抹杀台湾与中国在历史上的一体关系，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历史加以美化和正当化。他同时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分析了杜正胜美化和正当化台湾殖民地阶段的“民族分裂史论的构图”。他也强调指出杜正胜同心圆论的重大破绽，在于把理论建立在“虚构性的‘独立的台湾论’之上”。最后，陈映真嘲讽地论断：现实上一个“独立的”台湾无法成立，一切以“独立”台湾为焦点的“台湾社会论”“台湾民族论”“台湾国家论”——连带地为以上诸论出谋献策的杜正胜的“新史观”，也无非是沙洲上的危屋、沙漠上的海市蜃楼罢了。[54]
台湾曾经的历史课纲、教科书
(图片来源：人民网)
与此同时，陈映真执笔致函全亚洲反对美国-日本侵略与宰制行动联盟，报告关于台湾初中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斗争态势，“除了被指责的知识上的三百多处错误已被悄悄改正外，作为一种当前台湾统治阶级之意识形态，关于新教科书中显示的民族分离主义、反共、脱中国论，和对日本殖民历史肆无忌惮之美化和正当化观点，则丝毫未加以改正”，从而吁请东亚各国反帝运动的人民和同志们提供如下支持：一是“敦请日本、韩国、冲绳、东南亚学者、社会运动家、文化人、作家来台说明各自对日本在战时、战后的扩张历史看法”;二是“初级、中级、高级本国史之交流，侧重对日据史日本占领史的叙述、评价比较”;三是“敦请日本进步的历史学家来台演讲或座谈，现身说法，说明日本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的危害性”;四是“由日本、菲律宾、南韩等地和平运动学者、运动圈人士，来台公开报告对日各种索赔、抗议活动的始末和现状”。最后，他表示台湾的全亚洲反对美国-日本侵略与宰制行动联盟同志们“非常希望透过这种交流和团结，在台湾发展反对美帝、日帝的历史、文化、知识性活动，使台湾人民也成为亚洲反帝运动中一个有贡献的成员”。[55]
1998年2月10日，台湾《联合报·副刊》刊载张良泽的《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其中译介了杨云萍、龙瑛宗的“皇民文学”作品，并且声称从高中到大学时期编过反共墙报，参加过“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发表过反共演讲，也写过反共文章，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台湾文学时基于“民族大义”批判过“皇民文学”，因而深觉悔恨。陈映真认为，这篇文章虽短，值得严肃商榷之处却不少，于是写下《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于4月2日至4日同刊发表。他在这篇一万多字的长文中分别析论了张良泽文章触及的问题。首先，关于“反共爱国”和“皇民主义”的问题，他批评说，张良泽“愤愤不平地说国民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使人不能以‘爱与同情’去评价皇民文学，恢复皇民文学的名誉，离开事实就不免太远了。真正的事实是，在青春期间狂热地度过‘皇国少年’的一代，自台湾光复以后，从来不曾像今天那样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言论上昂扬得意过”。其次，他就作家发表作品的原则问题指出，相对于“皇民文学”，从赖和到吕赫若的众多日据时期台湾现代文学家，坚持以白话汉语写作，一生坚持不着和服只穿唐装，在作品中表现出磅礴坚强的、对民族和阶级压迫的抗议，蔚为光荣的历史传统。他们即使在压迫最苛酷的时代，都不曾稍露屈服的奴颜媚骨，不为活下来而失节，不为发表作品而写违背原则，讨好权力的文章。陈映真也指出殖民当局促发相当一部分台湾人歇斯底里“皇民化”的洗脑机制：一方面巧妙利用苛虐的殖民地统治和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一部分台湾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民族劣等感”“民族自我厌憎感”和“对于自己民族文明开化的绝望感”;另一方面则突然开启“内台一如”“皇民练成”之门，诱引被殖民的台湾人“皇民练成”，从而摆脱作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然后，陈映真通过以周金波的《志愿兵》与陈火泉的《道》为代表的“皇民文学”作品，分析指出“皇民文学”运动的发生经纬及主题。他说“皇民化运动”的真髓是以“皇民练成”的魔咒造成人人蜕化为“光荣的日本人”的集体幻觉，并在魔咒幻觉的驱使下，向着毁灭性的战争狂奔。“皇民文学”正是这邪恶道场的共犯和帮凶，是日本对中国、南洋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时，作为战争的精神、思想动员——“国民精神总动员”机制的组成部分而展开。据此，他愤怒地回顾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皇民化运动”下，殖民地台湾青年被强迫征调投入战争而战死、病殁、失踪与伤残，乃至成为战犯的具体情况，以及在台湾留下的心灵和物质的疮痍，然后质问：“对于殖民地台湾出身的少数一些文学家在那极度荒芜的岁月中，认真鼓动鄙视自己民族主体性，鼓励青年‘作为日本人而死’，从而对为屠杀中国同胞和亚洲人民而狂奔的行为，后世之我辈，应该怎样看待?”当然，一如往常，陈映真也指出，在战后反共冷战格局下，台湾抗日各派遭到残酷肃清而出现忠奸颠倒的历史乱象。他更以杨逵、吴浊流、赖和、吕赫若等人的写作，驳斥所谓“日据下谁不写皇民文学”的说法，强调：“不能只看一个作家的一时，主要地也要看他的一生。看一时，也要分辨是积极主动地为虎作伥，还是消极的、面从腹背的言动。”陈映真认为，张良泽对“皇民文学”不以被殖民者的主体性(“民族大义”)加以批判和反省，企图以“反共爱国教育”论和以“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的主张，是“对皇民文学无分析、无区别地全面免罪和正当化”的逻辑，恰恰“正是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深层加害的一个表现——长年以来未曾加以清理的、心灵的殖民地化的一个鲜明的表现”。因此，陈映真最后再次引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怀着深刻反省和“自责之念”的文学评论家尾崎秀树的一段话说：“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呼吁台湾知识界，必须直面“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候解决的、全面性的‘战后的清理’问题”，从而肃清台湾社会“在生活中眼见触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56]
也许是因为这样，从1998年6月13日至1999年4月，台湾《联合报·副刊》为“针对时弊”而举办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系列演讲，并在台北市诚品书店敦南店地下2楼视听室，由陈映真主讲《台湾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而展开。首场主持人为《联合报·副刊》总编辑、著名诗人痖弦。演讲记录经整理后于8月5日刊出。陈映真对“皇民文学”的批判，主要着重于“日帝下殖民地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历史”。他高度赞誉赖和、杨守愚、杨华、陈虚谷、杨逵、朱点人、翁闹、王诗琅和吕赫若等“以文学形式戳破了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欺罔和残酷”的作家。他也批判地指出一些“殖民地现代知识精英，通过殖民者的教育，对现代性开了眼睛，对现代化的日本、日本社会、文化和日本人起了强烈的钦羡与倾向，同时对自己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化、知识、社会甚至人种，起了自卑、憎厌之心。于是有人依统治者的形象彻底改造自己;有人在生活的公共部门模仿日本，在私人生活中恢复民族传统;有人在改造自己为日本人和维持民族自尊之间，矛盾苦闷，向殖民地现代性一面倒，使殖民地知识分子和自己民族的同胞、文化、社会剥离”[57]。
1999年，日本右翼的反华风潮愈演愈烈。3月，李登辉长年熟读、耽读，月销四五十万份的日本右翼月刊《Sapio》，以象征中国军事化的人民解放军劈腿跳跃敬礼的舞剧照片作为封面，制作了“一个名为中国的灾厄”特集，收有《从中国扩大领土的历史探知中国对领土的野心》《彻底论破笠原论文〈日本军在南京虐杀二十万人〉》等文章。其中，《一个名为中国的灾厄》作者落合信彦说：“作为亲日政治家的李登辉，在世界上是一个至为宝贵的存在。他生长于日本殖民地，应该受过苛酷的体验，却对日本一贯表现了善意和理解。”对此，陈映真不齿地批评说：“真正从内心深处倾慕日本的领导人，在世上还有谁?”5月17日，即将卸任的李登辉就在这样的国际反华气氛高涨之时出版了《台湾的主张》，主要涉及台湾问题，鼓吹中国应该分割为西藏、新疆、内蒙古、满洲、华北、华南、台湾七个部分。陈映真随即在7月出版的《海峡评论》第103期“李登辉的主张”专辑发表《等待清算的后殖民台湾历史——评“皇国少年”李登辉》，对李登辉进行严厉批判。首先，他以与李登辉同时代却于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牺牲的中共地下党人叶盛吉的生命经历为参照，分析指出殖民地台湾经由殖民者日本调教出来的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思想、选择、实践的南辕北辙，体现了他们在面对悖理、残酷和压迫性的“殖民者的现代性”时的选择分化：一种是“对殖民者的崇拜和归附却对自己民族、人民、社会和文化的鄙视、厌憎、疏离和断绝”，即李登辉道路;另一种则是“以抵抗和批判寻求拯救祖国于危亡，振兴我族，自力更生，与殖民主义断裂”，最终“把自己毕生只能花开一度的青春”，献上追求被压迫者解放与祖国发展的“另类现代性”祭坛的叶盛吉道路。其次，陈映真指出，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提出的“中国大卸七块论”的背后是“疯狂的对中国、中国民族、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鄙视、憎恶、歧视和仇恨”的“反华谵语”，它包括：1949年“台独”鼻祖廖文毅向美国国务院上交的《台湾发言》(Formosa Speaks)，帝国主义及其仆役们近年大放厥词的“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台独”分子黄文雄的《中国的没落》，以及很有抄袭黄文雄嫌疑的王文山(笔名王世榕)的《和平七雄》等假洋鬼子式的憎恨与种族主义反动偏见。因此，他不屑地批判日本右翼反动派的应声虫李登辉，“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东亚战略中的一块息肉，一只短小丑陋的尾巴。他的得意忘形的发言，终究只是三流闹剧中的一行拙劣的台词罢了”。然而，由于它是“美国霸权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派的反华论、‘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的投影”，所以需要提高警惕，并且将这些亲美媚日精英的反华、蔑华言论，纳入台湾后殖民历史清理批判的射程之内[58]。
陈映真在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会场上讲话
(图片来源：“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变本加厉，公开抛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论述，引发两岸关系与国际局势的剧烈震荡，战争面临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幸或不幸，9月21日凌晨，一场百年未有的大地震重创台湾，李登辉不得不转而救灾，暂停了相关“修宪”计划，从而暂时解除了一场可能的战争危机。
时序进入2000年。3月，台湾地区首次发生“政党轮替”，民进党的陈水扁上台。在《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百年之际，领队到下关感谢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台湾的吕秀莲担任副手。10月，恰逢台湾光复五十五周年，然而，政局迷离，股市震荡。在此之前，陈映真看到，个别人、“专家学者”与地方自治体忙着重新解释台湾光复的历史。陈水扁任内的台北市政府硬生生将台湾光复改称为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式的“终战”。一群学者“精英”还在电视台上大谈“‘光复论’是蒋介石政权用来取得对台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而建构出来的神话，应该取消”等等。于是，当王晓波主持的台湾《海峡评论》策划“台湾光复”专辑而向陈映真约稿时，他就在光复节当天写下《纪念台湾光复，反对作为帝国主义奴才的反华言行》，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批判曾经被抗日作家杨逵谴责为“奴才”的，那些“选择憎恨自己的民族”，要“重新回到殖民者的支配”的“为台独和台湾托管论服务的台湾人”，同时强调：“纪念台湾光复节，我们要反对这种奴才的倾向和行为!”[59]
与此同时，陈映真也看到台湾存在一些自命进步的“左派”，“明显地缺乏反对和批判美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认识”，“对于反帝、民族解放的课题表现得漠不关心”，“说民族主义狭隘、保守”，“吝于讨论反对台湾独立”，“惮于主张民族的民主与自主统一”，乃至于有对小林善纪的《台湾论》反应冷淡等“离奇而严重的倾向”。他于是在同仁刊物《左翼》批判《台湾论》的同时，语重心长地表示，他更加关切的是台湾“左派”对于《台湾论》体现的批判意识和他们的思想责任感[60]。2001年2月10日，他出席台湾《海峡评论》在台湾大学鹿鸣堂举办的“‘台湾论’或‘皇民论’?——评《台湾论》漫画的军国主义”座谈会时，在发言最后严厉批判“台湾独立”派，“即便是主张‘台湾民族’论的人，也不应该将日本殖民历史当作‘台湾民族史’中光荣、骄傲的一章，沾沾自喜。奴才而犹以为奴自得，世界上找不到这种前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以被外人统治历史为荣来作贱自己的”。[61]
2003年2月，陈映真在批判李登辉“皇民化”史观的《龌龊残暴的“武士道”和天皇意识形态》中，除了批判“武士道”和“丑恶的天皇意识形态”之外，也批判“在战后冷战和内战夹缝中猬生滋长的老皇民反民族分子的存在”，并且指出自古以来的铁则：“是奴才就不是主子!”日据五十年，殖民当局以“律令”或“敕令”为主的殖民地法(“外地法”)统治台湾人，相对于日本人，台湾人是“内地人”的“外地人”。然而，出于“法律上的无知”与“严重的台湾人劣等感”，李登辉等一些“老皇民余孽”却在“道德上极力崇扬殖民者，又相对极端蹧践自己民族(廖文毅上书美国的《台湾发言》中亦然)，然后努力要按照殖民者的形象、思维与生活改造自己，千方百计要跻身于统治民族，以殖民者的偏见和歧视鄙视自己的民族”，从而“让小林善纪、中岛岭雄、石原慎太郎、藤井省三这一批狂肆无耻地公开要把台湾分裂出去，和台湾反民族分子唱和反华反动的日本人在台湾张狂跳梁”。他强调“物必自腐而虫生”，这是台湾人应该痛切反省清理的日本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深重的精神遗毒[62]。
与此同时，正是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疫情流行期间。马偕医院一位周姓医师，虽然在院内医疗工作领域不曾接触SARS患者，旅游前又无病征，却在赴日观光途中发烧，回到台湾后被诊断疑似感染SARS。日本政府和记者借题发挥，对台湾如主人斥责下人般谴责。台湾当局的外事主管部门和马偕医院卑躬屈膝，被迫公开道歉。由“皇民老人”领导，口必称“台湾人的尊严”的某政团，受辱而不以为辱，在斥责周医师“乱来”的同时，却对日本记者咄咄逼人的斥责低调反应，甚至一有机会就将矛头指向中国大陆。陈映真目睹这场令人感到屈辱难堪的事态发展过程，乃于5月20日写下《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先是仗义说“周医师带‘煞’游日，绝对是无心造成的遗憾”，然后批判日本政府和人民未曾为其罄竹难书的战争犯罪说一声道歉，而台湾的记者、外事主管部门却一向唾面自干、噤若寒蝉。他沉痛地说，日本人可以“无忌惮侮辱”台湾，是因为“台湾有一些亲日、媚日的皇民遗老遗少，平时无限美化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和日本右翼齐唱侮华、反华曲调，实际上造成甚至日本右翼对台湾人民深刻的侮慢与不齿”。这次的马偕医师事件总体表现了“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的道理[63]。只是，不知何故，这篇文章当时未曾公开发表。
200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台湾回归祖国六十周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第9辑策划了“八·一五：记忆和历史”专辑，陈映真在《题解》中批评道：“当世界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举纪念、反思之时，台湾漠然;亚洲各国为日本拒绝面对侵略历史而严厉谴责之际，台湾竟有人跑到靖国神社参拜;当多数中国人隆重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台湾却少有人记起这一天。难道这是个特别健忘的岛屿?这里是历史虚无的荒漠?”他以“二·二八事件遭曲解成为台独运动的肇始，三十多万具亡魂为证的南京大屠杀被日本右翼妄言为虚构”为典型之例，论证“人民的记忆、民族的历史，往往遭当下政治意识形态的摆弄操纵”。然而，他“不相信人民没有记忆”，也“不接受消极的虚无史观”，而是“期待，通过实事求是的历史实证研究，找回遭扭曲、遭湮灭的人民记忆与斑斑史迹”。[64]
六、驱逐日本殖民主义的幽灵
2006年7月，陈映真在《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第11辑“日读书界看蓝博洲”专辑发表《盼望日本大众端正对台湾的视角——祝贺蓝博洲〈幌马车之歌〉日译本的出版》的中文译文。这是他清理与批判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及意识的最后一篇。此前的6月，他受邀赴中国人民大学讲学，9月不幸中风，疗养十年，最终于2016年11月23日逝世。
时光飞逝。一转眼，映真先生离开我们已经9年了。然而，我们看到，他一生努力清理与批判的日本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意识，不但未能被人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反而随着中国的日渐强盛，在作为战争加害者的日本与作为殖民受害者的台湾地区，随着毫无根据的反共的所谓“中国威胁”“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即日美有事”等谬论的鼓吹、挑拨而更加肆虐危害。我们看到，关于日本作为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在它的历史教科书中逐年淡化而体现出其殖民主义的本性。
写到这里，笔者刚好收到《新日本军国主义的新阶段》(台湾人间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一书作者纐缬厚2025年9月18日从日本发来的电子邮件，其中提到：“此书出版已久，其后日本外交防卫政策更趋向对美依附，日本自卫队亦持续与美国联手扩大对华施压。藉‘台湾有事’等宣传，日本新军国主义气焰愈发猖獗，参议院政党崛起等右倾趋势更日趋严重。为剖析此种现状，我将于本月底出版《非武装中立的现实主义》一书。本书提出核心质疑：日本是否应严守和平宪法，依循第九条条文，将非武装中立确立为外交防卫的基本方针?主张应停止徒然恫吓中国，并终止以防卫台湾为名与美国共同扩张军备的行径。”
是的，日本军国主义不但不是孤魂野鬼，而且它的幽灵一直都在台海上空徘徊，随时准备再度扑杀宝岛台湾。而台湾的“务实台独”当局竟变本加厉，以奴才之姿，迎向曾经殖民统治台湾人半个世纪的旧日主子。此乃真正的“台湾人的悲哀”吧!映真先生地下有知，定当为其心心系念的台湾同胞感到无法忍受的羞愧与痛心。
参考文献、注释
[1]陈映真：《中国人任人恣意侮辱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七七抗战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演讲》，载《中华杂志》(台北)第193期(1979年)。
[2]陈映真：《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七七抗战四十六周年纪念讲演会主席致辞》，载《中华杂志》(台北)第241期(1983年)。
[3]陈映真：《避重就轻的遁辞——对于藤井省三“驳陈映真：以其对于拙著〈台湾文学这一百年〉的诽谤中伤为中心”的驳论》，载《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第7辑(爪痕与文学)，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版。
[4]陈映真：《中国人任人恣意侮辱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七七抗战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演讲》。
[5]《陈映真全集》第2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06—314页。
[6]《陈映真全集》第7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86—388页。
[7]《陈映真全集》第8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81—387页。
[8]《陈映真全集》第9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25—35页。
[9]《陈映真全集》第10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24—330页。
[10]陈映真：《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七七抗战四十六周年纪念讲演会主席致辞》。
[11]《陈映真全集》第3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418—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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