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乱世浮影：胡适与武大师生合影、北平收容所的乞丐、民国木工|乞丐|关东军|北平市|收容所|民国乱世浮影

一帧帧黑白旧影，拼凑出民国的多元肌理。珞珈山听松庐前，胡适与武大师生的合影藏着学界清欢；北平收容所里，乞丐捧着稀粥的身影浸满战乱苦难。

1932年底，著名学者胡适造访武汉大学时，与该校部分教职员在珞珈山听松庐大门口的合影。

胡适位于前排中心位置，与身旁身着长衫、旗袍或西装的师生们一同合影。听松庐作为武大早期重要的接待场所，见证了这次学界交流。此时的武汉大学建校仅5年，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此次胡适来访不仅是学界的重要交流事件，也体现了当时高校间的学术互动与文化氛围。

1938年，北平沦陷后，南城贫民收容所里乞丐喝粥，昏暗逼仄的收容所里，土台边缘铺着一层粗糙的稻草，便是乞丐们的“坐垫”。

他们身着打满补丁的破旧棉衣，有的头戴漏风的旧帽，蜷缩在稻草旁，双手捧着豁口的粗瓷大碗，低头啜饮着稀粥。有人眉头紧锁，有人眼神空洞，麻木的神情里藏着战乱带来的饥饿与绝望。角落立着一座铁皮炉子，是收容所里仅有的取暖与炊煮设施，地上散落的破碗与杂物。

1938年的北平已被日军侵占，南城作为平民聚居区，沦为战乱中底层民众的“避风港”。这些乞丐大多是流离失所的难民，或是失去生计的城市贫民，收容所里的一碗稀粥，是他们赖以延续生命的唯一依靠。

1919年，北京街头，一群体力劳动者在露天饭摊吃饭，粗布与木杆搭起的简易遮阳篷，在炎炎烈日下撑起一方阴凉。

赤膊或穿着破旧短褂的劳动者们，有的腰间搭着擦汗的毛巾，围坐在木桶与木板拼成的矮桌旁。有人端着粗瓷大碗埋头扒饭，有人抬头露出爽朗的笑容，黝黑的皮肤上泛着汗珠，透着劳作后的疲惫，却也满是饱餐一顿的踏实满足。

1919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的年份，北京的街头既有学生游行的呐喊，也有劳动者为生计奔波的日常。这些饭摊前的体力劳动者，或许是工厂工人、人力车夫或建筑工匠，他们在时代变革的浪潮里，依然依赖着露天饭摊的粗茶淡饭维系体力。

1920年，北京一处木器加工厂，几乎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工匠，有的俯身刨木，有的持锯切割，动作紧绷有力，印证了“木匠行当多是年轻人”的说法——刮、拉、凿、砍、锛等工序都依赖充沛体力，没有强健的身体根本无法胜任。

长木工作台、满地木屑、墙上悬挂的刨子、锯子、凿子等工具，以及简陋的窗户采光，没有任何现代机械设备的痕迹。年轻人从学徒时期就开始干重体力活，通过多年磨炼才能掌握精细技艺，因此“少木匠”成为行业常态。

这张照片生动记录了早年间（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街头木匠“拉大锯”的劳作场景，是传统手工业时代木工备料工序的鲜活见证。

照片里木匠使用的是长达七八尺的“枪锯”，先搭起木架固定原木，一人站在原木上、一人蹲在地面，两人一上一下对向拉锯，依靠体力与节奏配合，将粗大的原木分割成板材或方木。这种协作方式既考验体力，也需要两人高度同步的默契。

这张照片记录了20世纪初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内部景象，是清代皇家手工业与档案管理体系的珍贵见证。

内务府造办处是清代宫廷专属的“皇家工坊”，承担着从玉器、瓷器、珐琅器到服饰、文玩等各类御用品的设计与制造，汇聚了全国顶尖的工匠与物料。同时，它还负责留存所有制造流程、物料收支、宫廷需求的档案。

照片中可见高大的木质货架、覆盖着布料的物料堆，以及堆叠整齐的档案箱，呈现出典型的库房格局，货架上的空位与残存物料，这些档案记录着御用品的制作指令、工匠分工、物料来源等细节，是还原清宫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1927年，关东军在东北一处室内营房。粗糙的水泥地面、裸露的木质立柱与斑驳的墙面，透着临时营房的杂乱。右侧的木质乒乓球桌网布松弛下垂，桌面磨损得失去光泽，是士鬼子们为数不多的休闲设施。

这里挤着数十名身着军装关东军，有的靠在墙上抽烟，有的围在桌边把玩酒瓶；还有穿便服的随军雇员或当地人员，侧身坐在长凳上与士兵交谈。

关东军的前身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设立的“南满铁道守备队”，以“保护铁路”为幌子实质推行殖民控制。1919年，日本在旅顺正式组建关东军司令部，将守备队升级为战略进攻力量，1927年时兵力约8000人，已从“铁路保安”转向军事扩张。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仅以1.04万人（1个师团+6个铁道守备大队）就迅速占领东北，正是得益于1927年起的长期渗透与军事准备。这张照片里的士兵，正是后来发动事变的核心力量。

1930年，华北戒毒所里，两个年轻女性蜷缩在铺着粗糙编织席的土炕上。左边的女性头发枯槁蓬乱，像一团失去水分的杂草，双手紧紧抱在胸前，眼神空洞却带着残存的惊惧，右边的女性留着齐耳短发，同样裹着打满补丁的棉服，身体蜷缩成一团，头微微低垂，眉眼间满是麻木与倦怠。没有哭喊，没有挣扎，只有两个被毒品掏空的躯体，在简陋的戒毒所里，用最沉默的姿态，承受着日本“毒化政策”留下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