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冬天又冷了，齐邦媛摸了摸口袋里的圣经，塑料封皮磨得发亮，那是1943年张大飞塞给她的，他穿着满是油污的军装，说赶去码头，就再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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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记得十二岁那年，身子单薄得像风里打转的叶子，哥哥领着张大飞回来，那少年总窝在墙角，母亲给他添菜，他手抖得连筷子都夹不住，后来才听说，他爹叫日本人烧死在沈阳街口，全家逃难时他刚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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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哭，等到了大路就好了，1937年那晚他摔了跤，把人裹进棉大衣里，从那以后，齐邦媛总梦见那怀抱的暖，四年后的黄昏他又来了，穿着宽大的军雨衣，从梅林那头走过来，说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雨突然落下来，他一把把她揽进雨衣，心跳隔着布料，一下一下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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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信塞满了铁皮盒，张大飞在天上飞，她在地上跑，1945年春天，他写信说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把攒下的信捆成两包，托人捎给战乱里的她，可那些信后来丢了，那是她这辈子最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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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出租车停在抗日航空烈士公墓前，七十五岁的齐邦媛望着那块M字碑，手指轻轻划过“张大飞，辽宁营口，26岁殉职”这几个字，碑是凉的，风却和当年南京城里的那阵一样。

她写了四年书，八十五岁那年《巨流河》出版，有读者问能不能拍成电影，她摇摇头说，他的故事太短了，张大飞只活了二十六岁，却在齐邦媛心里撑了七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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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百岁老人走了，临终前她轻轻念着东北的老地名，像孩子一样，一遍又一遍，念着娘的家。

没人知道那本圣经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张大飞写的字，求她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