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冷得刺骨。
东台城外，荒野里的风像刀子一样刮着人脸。海丰区一带的村庄，这些日子总笼罩着一层说不清的压抑——鬼子与伪军三天两头来“扫荡”，抓人、烧房，无恶不作。
腊月二十五那天，日寇和伪军从潘馓镇据点扑向南舍村的夏家墩子。海丰区游击连早就得了消息，在半路打了伏击。敌人没有占到便宜，恼羞成怒，随后便撒网似的在附近几个村子搜捕新四军和游击队员。
薛舍村的民兵花春余，就是在这时候被抓的。
那天他本来在村后田埂下藏着，想等天黑再摸回去，不料被两个伪军给撞见了。那两人用枪顶着他后背，捆了个结实，又找来一根担绳，一头拴在他腰上，另一头系在马鞍后面。
马跑起来，花春余被拖拉在地面之上。砂石路磨破了他的衣裳，接着是皮肉。三里多路，花春余的血滴滴答答洒了一地。旁边老百姓见状无不纷纷别过脸去，眼里含着泪。
花春余却始终没吭一声，牙关咬得咯咯响，嘴唇咬出血来，也不讨半句饶。
伪军见他硬气，更来了火，直接把人押进东台城，扔进了城西那座阴森森的监狱。
这监狱原是旧时的县衙牢房，墙厚窗小，一股霉味混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花春余被关进一间窄小的囚室，地上铺着些发霉的烂稻草，墙角结着冰霜。
伪军知道他是个民兵，想从他嘴里撬出游击队的下落，因此便变着花样用刑。
连着三天，他们把他吊在梁上，用皮鞭抽，用棍子打。鞭子蘸了盐水，一抽一道血痕；棍子敲在膝盖上，骨头像要裂开。
花春余昏过去几次，又被冷水泼醒。每次醒来，耳边都是伪军凶狠的逼问：“说！你们的人藏在哪儿？还有谁是同伙？”
花春余那张被血污糊住的脸上，眼睛却亮得骇人。他始终一字不吐，实在被问急了，就朝地上啐一口带血的唾沫。
伪军头目见状气得跳脚：“真是块硬石头！看你能撑到几时！”
他们以为折磨能让人屈服，却不知道，有些人的骨头，是打断也折不了的。
狱里的日子慢得像冻住的河。
花春余身上没有一处不疼，伤口化了脓，夜里冻得发抖。但他心里那团火却没熄——他想起了参加民兵那天晚上，队长说的话：“咱跟鬼子干，不是为了自个儿活命，是为了让千千万万老百姓将来能挺直腰杆过日子。”
这句话，在他最难熬的时候，成了心里亮着的那盏灯。
牢饭每天只送一次，稀得照见人影的菜粥，半个窝头。送饭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汉，姓陈，瘦瘦小小的，总是低着头，动作慢吞吞。
伪军都不太防他，觉得此人就是个老实巴交的伙夫。
可花春余却渐渐觉出了些不同。
老陈每次递碗时，手指总会微微用力，在他手背上按一下。眼神交会时，那眼里有关切，有鼓励，还有一种只有自己人才懂的默契。
腊月二十九，傍晚，老陈又来送饭。这回他动作格外慢，趁着守门的伪军转身点烟的工夫，忽然压低嗓子，语速极快：
“花兄弟，他们定了，过了年就……处决你。”
花春余浑身一震，碗差点没端住。
老陈手不停，把窝头塞进他手里，声音压得更低：“别慌，今夜可得想想法子。”说着，从袖口里滑出一个冰凉的硬物，迅速塞进花春余掌心。
是一把铁凿子，不到一拃长，却沉甸甸的。
花春余心跳如鼓，死死攥住凿子，藏进袖筒。老陈不再多说，收拾碗筷，佝偻着背走了。那一刻，花春余看着那背影，眼眶发热。
除夕。
城外隐约传来零零星星的鞭炮声——那是有些大户人家偷偷放的，图个年意。狱里的伪军看守也松懈了不少，几个人聚在值班屋里喝酒划拳，吆喝声隔着走廊传过来。
花春余缩在墙角，耳朵贴着墙壁听动静。夜深了，外面的喧闹也渐渐歇了，只剩下风声呼呼刮过窗棂。花春余摸出那把铁凿子，指尖轻轻摩挲着粗糙的刃口。
不能再等了。
他挪到牢房后墙——那是朝向外头巷子的一面，墙砖老旧，缝里长着霉斑。花春余挑了一块砖缝较宽的地方，把凿子尖抵进去，用尽全身力气，开始一点一点地撬。
每撬一下，花春余的手臂和后背伤口就撕裂般地疼。他额上冒出冷汗，牙齿咬得发酸，却不敢停。凿子和砖石摩擦的声音在静夜里显得格外刺耳，他每撬几下就停下来听——值班屋里的猜拳声还在继续，没人察觉。
砖块渐渐松动了。
花春余换了个角度，用凿子别住砖沿，慢慢往外抽。第一块砖被抽出来时，一股冷风灌进来，扑在他脸上。他精神一振，顾不上疼，继续撬第二块、第三块……
洞口越来越大，已经能容一个人钻出去了。花春余喘着粗气，回头看了一眼这间关了他十几天的囚室，稻草堆、血迹斑斑的墙壁、冰冷的铁栏。
花春余转过身，把头探出洞口。
外面是条窄巷，黑漆漆的，地上结着冰。远处有灯火晃动，那是敌巡逻队的马灯。
他必须立刻离开。
花春余缩回身子，把稻草堆拢了拢，伪装成人睡在那里的样子，然后深吸一口气，从洞口钻了出去。冷风像刀子一样割着他的脸和脖子，身上的破衣裳根本挡不住寒。他贴着墙根，屏住呼吸，一步一步往巷子深处挪。
刚走出十几步，巷口忽然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巡逻队过来了！
花春余浑身一僵，眼看无处可藏，瞥见巷边有一条水沟，沟里半冻着污水。他来不及多想，翻身滑进沟里。水瞬间淹到胸口，冰冷刺骨，像千万根针扎进伤口。他疼得眼前发黑，却死死咬住嘴唇，不让一丝声音漏出来。
巡逻队从沟边走过，马灯的光扫过水面。花春余把头埋低，只露出鼻孔。鬼子兵说着叽里咕噜的话，脚步声渐渐远去。
等四周重新陷入寂静，他才从沟里爬出来。浑身湿透，冷得打颤，伤口被污水一浸，更是疼得钻心。可他心里却烧着一把火——逃出来，必须逃出去！
他辨了辨方向，记得城外有条河，过了河就是游击区活动的范围。花春余拖着几乎麻木的腿，深一脚浅一脚往城外摸。
夜里风大，吹得野草呜呜作响，倒成了他行动的掩护。
城墙边有个排水口，花春余趴下身子，从那里钻了出去。外面是开阔的荒野，远远能看见那条河，在月光下泛着冷白的光。
花春余跑到河边，毫不犹豫地踏进水里。河水齐胸深，冰碴子划着皮肤。他一步一步往前挪，河水越来越急，几次差点把他冲倒。他想起老陈塞给他凿子时的眼神，想起游击队的同志，想起家乡的乡亲……不能倒在这儿，绝对不能。
最终，花春余爬上了对岸。
回头望，东台城黑黢黢的轮廓在夜色里像一头蹲伏的兽。而前方，天色渐渐泛起青灰色——天快亮了。
花春余踉跄着走进一片枯树林，找了处背风的草窝子，瘫坐下来。阳光从东边慢慢爬上来，照在他血迹斑斑、冻得青紫的脸上。他望着那片光，咧开干裂的嘴唇，笑了。
后来，花春余找到了游击队，继续扛起枪打鬼子。他常说，自己能活下来，靠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送饭的老陈，另一个，是心里那个“不能让老百姓永远低头”的念想。
那把铁凿子，他一直留着，直到很多年后，还锁在家中的木匣里。有时夜深人静，他会拿出来看看，冰凉铁器上，仿佛还留着那个寒夜的温度，和一颗滚烫的心。
1998年，花春余老人安详离世。他的故事，却在海丰镇一带口口相传。人们说起那个除夕夜，说起冰河里的挣扎，说起凿壁上那一线生的光亮，总会轻声加上一句：
“那样的年头，活下来不容易。可总有人，硬是从死地里，扒出了一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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