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忻州窑矿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康熙年间-1925年)
忻州窑矿的故事,始于一段满是风尘的迁徙。康熙年间,山西忻州一位刘姓青年为逃荒辗转来到口泉以北的山谷,见这里水肥草美,便在山坡上挖了一孔土窑洞定居,因眷恋家乡,将其取名“忻州窑”。此后,越来越多的人被这片土地吸引而来聚居成村,忻州窑村便由此诞生。
时光流转至1925年(民国十四年),阎锡山创办的保晋公司在此开凿一二号竖井办矿,沿用村名将其定为“忻州窑矿”,这不仅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生机,也悄然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轨迹。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蓬勃发展(1949年-70年代末)
1949年大同解放,忻州窑矿被划归大同矿务局,成为最早的“五矿”之一。经过7年战后恢复,1956年正式恢复生产,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像父亲这样的异乡人前来谋生。
1978年,改革的春风裹着原平的黄土,将父亲吹到了忻州窑矿。他背着用粗布包裹、边角已磨损的铺盖卷,里面是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裳和一床薄棉被,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挤进了矿上那狭小拥挤的单身楼。单身楼里弥漫着汗味、脚臭味与潮湿霉味交织的复杂气息,墙壁斑驳陆离,水渍与污渍像一幅抽象画。每层楼仅一个公共水房,水龙头锈迹斑斑,水流细如丝线,矿工们常常排队洗漱。那时他每月只有三十几块工资,却攥得手指发白,转头就把二十多块寄回老家。在老家,我和哥哥、母亲守着几亩薄田,日日盼着他的来信,那信里不仅有牵挂,更藏着生活的希望。
井下挖煤的汉子们,大多和父亲一样来自原平、忻州一带。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匆匆扒拉几口早饭,穿上厚重的帆布工作服,戴上裹着毛巾的安全帽,腰间系着鼓鼓囊囊的工具袋——里面装着钢钎、锤子、炮棍、测风仪,沉甸甸地坠着腰身。他们挤在简陋的罐笼里,伴着“嘎吱嘎吱”的铁索声,缓缓下到几百米深的井下。
井下阴暗潮湿,矿灯的昏黄光束在岩壁上晃出斑驳的影子,仿佛随时会被浓稠的黑暗吞噬。巷道里弥漫着呛人的煤尘与瓦斯味,吸一口都觉得嗓子发紧。矿工们猫着腰,在狭窄的巷道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挪步,脚下的积水没过脚踝,冰冷的寒意直往骨头缝里钻。
到了采煤工作面,他们先仔细检查顶板与煤帮的支护情况,确认安全后便分工协作:有人握着钢钎和锤子人工打眼,在煤层上凿出一排排炮孔;有人负责装填炸药、布设引线;放炮落煤后,浓烈的硝烟混着煤尘扑面而来,他们稍作等待,便拿起铁锹弯腰弓背,把崩落的煤块攉到刮板输送机上——“轰隆”作响的输送机代替了人拉肩扛的矿车,将黑亮的煤炭源源不断送向巷道外。
汗水顺着安全帽的帽檐往下淌,很快浸透了工作服,煤尘糊满脸颊与脖颈,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他们顾不上擦拭,跟着输送机的节奏,一下又一下重复着攉煤的动作,沉闷的声响在幽深的井下久久回荡。矿车在轨道上“哐当哐当”行驶,在寂静的井下显得格外刺耳。
井口那架锈迹斑斑的天轮,日日夜夜转动着,像一双望眼,见证着井下汉子们的辛勤劳作,也看着山坡上的石头房一栋栋拔地而起。
三、个人筑家与矿上生活(70年代末-80年代)
几年后,父亲决定接我们去矿上。然而矿上房子紧张,农村户口的家属若想落脚,只能自己动手。父亲所在的掘进区队实行三班倒,累得人散架:中班的矿工下班后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宿舍,眼睛布满血丝,脸上沾满煤尘,只有牙齿是白的,像一个个“黑鬼”,回到宿舍倒头就睡,很快响起沉重的鼾声。但下了夜班、洗去一身煤尘的父亲,眼睛里依然亮着光——他先用冷水洗把脸让自己清醒,然后拎着锤子铁锹就往山坡上跑。
一帮黝黑结实的工友,脊梁在阳光下泛着光。他们手上布满老茧,手指粗壮粗糙,指甲缝里嵌满黑色煤渣。在叮叮当当的凿石声与笑骂声里,他们互相帮衬:今天你帮我搬一块又大又沉的石头,明天我帮你搭一根打磨光滑的木梁。工歇时,他们坐在山坡上,裤腿卷得老高,露出沾着泥土与石屑的结实腿肚子,啃着干硬的玉米面窝头,就着家里带来的咸菜,吃得津津有味。他们望着远处矿上的俱乐部——那是矿上最热闹的地方,晚上会放露天电影,孩子们搬着小板凳挤在前面,眼睛紧紧盯着屏幕,大人们站在后面,烟雾缭绕里满是欢声笑语。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光秃秃的山坡上,一排排石头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像一群抱团取暖的麻雀,叽叽喳喳挤满了整个山坳。我们家的石头房就藏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屋子中间,墙是父亲和工友们一块一块砌起来的,每块石头都经过精心挑选,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缝隙里塞着茅草与黄泥,摸上去粗糙不平。
那时父亲下了班,总爱喊工友们来家里坐坐:几张小板凳,一碟花生米,几个小菜,一壶散装白酒。汉子们围坐在一起,酒杯碰得叮当响,酒花溅在桌上。他们唠着井下的惊险,也唠着家里的琐事——谁家孩子病了,谁家老人需要照顾。他们酒量都好,一杯接一杯地灌,酒气混着汗味竟也不呛人,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把井下的潮湿阴冷与一身疲惫都驱散干净。
忻州窑矿的风,总裹着煤屑与烟火的味道,吹过矿区的砖楼与铁轨,暖了我整段年少时光。我初到矿上时,还满口原平口音,在水泥巷弄里玩跳房子、弹玻璃球,喊声震天。傍晚,井口的电铃“叮铃铃”一响,下班的矿工们三三两两走出矿区,脸上的煤尘遮不住疲惫,却藏着归家的欢喜。家家户户的窗户渐次亮起灯,昏黄的灯光映着窗棂,饭菜香混着淡淡的煤屑味飘在巷子里,成了矿场最温柔的夜色。而铁道旁的欢闹、煤车驶过的轰隆、校园里的书声、市场里的吆喝,依旧在时光里回响,成了日子里最鲜活的注脚。
(大北沟的旧楼房)
初中的时光,是记忆里最鲜亮的篇章。放学后我总爱和同学们结伴,绕开储煤场顺着土坡往五矿转播台跑,踩着泥土碎石爬上山巅,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还有远处铁道边传来的火车鸣笛,粗粝又亲切。到了山顶,我们便撒欢儿地抓蚂蚱、追着风跑,低头能看见矿区鳞次栉比的砖楼,还有那道熟悉的铁道如银线般在狭长的沟膛子里蜿蜒,载着矿上人的期盼伸向远方。清脆的笑声被风捎着,混着煤车的轰隆、市场的余温,飘遍矿场的山野街巷,也飘向那藏着我所有成长印记的大北沟校园。数不尽的欢声笑语、温温柔柔的日常,深深烙在忻州窑矿的每一寸土地,烙在那长长的铁轨上,也烙在大北沟的烟火与书声里,成了心底最暖、最难忘的念想。
(以前的小学、中学都成了工厂)
(曾经热闹的大北沟集贸市场)
四、矿与家在休戚相关(90年代-2000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忻州窑矿,风钻声裹着煤尘在井巷里滚来滚去,把一代矿工的青春,碾进了乌黑的煤层里。
1992年的忻州窑矿,日子过得拧巴。安全指标亮了红灯,“全国质量标准化矿井”的金字招牌,生生换成了省级。月底发工资时,职工们攥着薄薄的工资条,心里凉了半截——月浮动工资没了踪影。井口的红灯笼,那年春节都显得没精打采,家属区的大槐树下,少了往日的笑声,多了几声叹息。
转机出现在1993年的春天。矿上铆足了劲抓安全、搞标准化,下井的工人腰杆挺得更直了,安全帽上的矿灯,照得巷道更亮堂。年底一算,百万吨死亡率降到0.975,低于局控指标;矿井总均分90.66分,忻州窑矿重新捧回了特级质量标准化矿井的牌子。那天,矿上的广播响了一整天,家属区的孩子们追着跑,大人们脸上的皱纹里,都漾着笑。
日子刚缓过劲,1997年的寒风就吹了过来。亚洲金融危机的浪头,拍得煤炭市场一片低迷。忻州窑矿的煤堆得像小山,却卖不出去。职工们的工资发得断断续续,“人人二百三,共同渡难关”,食堂里的馒头小了一圈,下井前揣在怀里的鸡蛋,成了稀罕物。可就是这样,下井的哨声一响,汉子们还是咬着牙钻进漆黑的井巷——家里的老人要养,孩子的学费要凑,矿井就是他们的根。
苦日子里,忻州窑矿没忘了琢磨技术。1999年,矿上和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盯着“两硬条件下综放开采矿压显现规律”这个硬骨头啃。技术员们泡在井下,一身煤一身汗,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后来,这项成果登在了《煤矿开采》期刊上,给全国同类煤层开采趟出了一条新路。那些熬红的眼、磨破的鞋,都成了刻在矿井史册里的勋章。
转眼到了2000年,一声改制的号角,吹醒了忻州窑矿。大同矿务局变成了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忻州窑矿也迈进了公司制的大门。计划经济的老黄历翻了篇,新的章程挂在了矿部的墙上。老矿工们站在公示栏前,摩挲着手里的劳保手套,眼里有迷茫,更有对未来的盼头——日子总要往前过,就像井下的矿车,一趟又一趟,载着希望奔向远方。
这一年,我也从煤炭学校毕业分配到了忻州窑矿。当时矿上正值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老矿井的技术改造工程正如火如荼,新的综采设备刚运到井口,等着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去摸索调试。我们这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白天跟着师傅下井熟悉巷道,晚上在职工夜校啃专业书、学操作规程。食堂的大锅菜吃得香,宿舍的硬板床睡得沉,看着一车车乌金被运出大山,看着矿井的产量节节攀升,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奋斗的意义,用满腔热忱续写着忻州窑矿的荣光。
矿上的日子,总伴着凌晨井口矿车的轰隆、矿灯星星点点的明灭,巷子里飘着各家灶台的烟火气,满脸煤黑的矿工们裹着工装,大着嗓门笑着往井口走,这是独属于矿场的晨曲,日日在街巷里回荡。五矿本就是片狭长的地带,公路与铁道顺着沟膛子交错向远方延伸,目之所及,总见轰隆隆的煤车往来穿梭,绿皮火车从煤厂满载着黑亮的乌金,鸣着粗粝的笛声响着“哐当哐当”的铁轨声,一路驶向远方,那声响,成了矿区刻在骨里的背景音。
五、矿与家的转折与变迁(后期-2023年)
从2000年到2023年,二十余载光阴流转,忻州窑矿走完了从轰鸣到沉寂的最后一程,也写下了大同老矿的转型注脚。
新世纪之初,同煤集团整合重组的浪潮涌来,这座老矿赶上了机械化升级的快车。炮采的硝烟、人工攉煤的号子声渐渐远去,大功率采煤机、液压支架开进了井下,皮带运输机昼夜不息,把黑亮的煤炭源源不断送向远方。瓦斯抽采、防尘治水的设备一一配齐,曾经阴暗潮湿的巷道,多了几分现代矿山的规整与安全。那十年,是老矿焕发生机的黄金岁月,井口的红灯彻夜长明,矿工们的脸上,也写满了干劲与希望。
日子就这么在窑声与烟火里走下去,后来我们在矿上成了家,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忻州窑矿奉献着光和热。从此往后,矿区的风里藏着家里的饭香,窑道的光映着日子的模样,一辈辈矿上人,就这般把根扎在这片土地,把情融进这方窑井。
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山坡上的石头房,后来成了棚户区改造的名单,一排排被推倒,矿上的人慢慢搬离了这里,住进了整整齐齐的楼房里。
盛景难留,资源型矿井的宿命终究绕不开“枯竭”二字。2019年,忻州窑矿因产能化解将年产量从230万吨核减至60万吨,为关停埋下伏笔。步入2010年后,煤层越采越薄,产能逐年回落,亏损的账本越摞越厚。2020年,集团重组,老矿归属旗下,人员一批批分流到塔山、同忻等新型矿井,那些熟悉的面孔,渐渐散落四方。
2022年底,一声悠长的汽笛划过矿区上空,忻州窑矿正式关停。井口被封闭,设备完成回撤,喧嚣了大半个世纪的矿山,终于归于寂静。到2023年,这里的故事翻开了新篇:矸石山披上新绿,留守的职工们放下铁锹扳手,扛起了矿区物业、供暖的担子,后又转型为职工技术培训中心,老矿在新的形势下承担起了继续教育的职责,继续发挥余热。
这座百年老矿,也在2023年完成了它的使命,渐渐沉寂。从1956年恢复生产到2023年关停,忻州窑矿累计产煤超1亿吨,井口的天轮不转了,像一位疲惫的老人,静静地伫立在那里;俱乐部的电影散场了,曾经热闹的场地如今杂草丛生;大北沟市场的吆喝声,也渐渐淡了,只剩下几个零星的摊位,冷冷清清。
如今再站在矿区的山岗上回望,机器的轰鸣已成记忆,唯有山风掠过,仿佛还在诉说着这座老矿,曾经的热火朝天,与如今的安然转身。
六、铭记与传承
忻州窑矿,从康熙年间的窑洞定居,到1925年保晋公司开矿,再到1956年恢复生产后的蓬勃兴起,最后在时代的浪潮中完成使命、逐渐沉寂,它见证了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与梦想。
父亲和工友们在山坡上叮叮当当的声响,石头房里的酒香,以及父亲那被岁月压弯却从未倒下的脊梁,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支撑起一个家,也支撑起一座矿的最坚实的力量。虽然矿已沉寂,但那段历史、那些故事,将永远流传,成为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宝藏,激励着我们在新的时代继续前行。
(永远的忻州窑矿)
(来源:叶欣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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