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官印体系中，八旗佐领级官印承载着独特的军政管理职能与文化符号意义，是研究八旗制度及清代官僚体系的重要实物佐证。现藏于博物馆的铜柱钮“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十叁佐领图记”印，便是乾隆朝八旗官印的典型遗存，其规整的形制、精美的工艺与明确的铭文，为我们揭开清代八旗管理体制的细节提供了珍贵视角。此印为清代乾隆年间铸品，通高9.4厘米，印面呈正方形，边长5.7厘米，尺寸规制与文献记载的清代佐领级“图记”标准高度吻合，尽显官方器物的庄重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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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印以精纯黄铜为材质，采用传统失蜡法铸造而成，整体造型沉稳大气，工艺精湛细腻。印钮为典型的柱钮样式，柱体挺拔圆润，自上而下略收，顶部打磨光滑，便于穿系印绶以随身携带或供奉，符合清代官印“钮式分等、形制有别”的等级规范——佐领级印信多采用柱钮，区别于都统、参领所用的螭钮、虎钮，彰显了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印身通体色泽温润，历经近三百年岁月侵蚀，表面形成了一层均匀厚重的包浆，泛着内敛的铜光，既见证了时光流转，也印证了其作为实用官印的历史轨迹。印面以阳线宽边框界定范围，边框线条遒劲规整，内侧棱角分明，使得印文区域更为突出。框内铸有汉、满两种文字，呈对称布局，汉文自右上起顺读，满文自左上起顺读，两种文字内容完全对应，均为“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十叁佐领图记”，字体采用标准阳文篆书，笔画圆润流畅、转折自然，结体严谨匀称，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篆书的庄重典雅与官印的权威性相得益彰，每一笔划都经过精心雕琢，无丝毫潦草之感，体现了清代礼部铸印局高超的铸刻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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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台部分为方形台座，与印面、印钮衔接自然，台壁规整厚实，增强了整体的稳定性。印台侧面刻有汉、满两种文字款识，内容为“礼部造。乾隆十四年十一月 日。乾字二千六百八号”，款识字体为楷书，笔画清晰规整，镌刻深度均匀，易于辨识。这一题款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礼部造”明确了此印的铸造机构——清代礼部下设铸印局，专司各级官印的铸造、颁发与回收事宜，确保官印的规范性与权威性；“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公元1749年）精确标注了铸造时间，此时正值乾隆朝中期，国家政局稳定、手工业发达，官印铸造工艺也处于鼎盛阶段；“乾字二千六百八号”则是该印的编号，为礼部铸印局的档案管理提供了依据，便于对官印进行溯源与管控，反映了清代官印管理制度的严谨性。
作为清代八旗制度的实物载体，此印的历史价值远超其器物本身。清代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创立的军政合一制度，以“旗”为核心，分为旗（满语“固山”）、参领（满语“甲喇”）、佐领（满语“牛录”）三级管理体制，满、蒙、汉八旗各设相应层级管理人员，负责辖区内的军事训练、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及地方驻防等事务，是清代统治的重要支柱。正黄旗作为皇帝直接统领的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之一，地位尊崇，其所属佐领的设置与管理直接关乎皇权稳固与地方治安。据史料记载，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十三佐领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编立，此时正值康熙朝平定噶尔丹叛乱之后，边疆局势趋于稳定，清廷通过调整八旗佐领编制，进一步强化对满洲八旗的管控，充实军事力量。而此印铸造于乾隆十四年，距离该佐领编立已逾半个世纪，推测为原印磨损或制度调整后重新铸造的官印，印证了清代官印“有废必铸、有换必缴”的管理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此印的称谓为“图记”，这一名称在清代官印体系中具有特定指向——清代对不同层级、不同身份的官印有着严格的称谓划分，如皇帝用“宝”、亲王用“印”、各级官员用“关防”“印记”等，而“图记”专指八旗佐领及宗室、觉罗族长等基层管理人员的官印，其形制、尺寸、钮式均有明确规定，区别于更高层级的官印。这一称谓上的差异，进一步凸显了清代封建等级制度的细致与严格，也为我们判断此印的使用主体与职能提供了直接依据。
综上，铜柱钮“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十叁佐领图记”印不仅是一件工艺精湛的清代金属铸品，更是研究清代八旗制度、官印制度、手工业工艺及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实物资料。其规整的形制契合官方规范，精美的铸刻展现时代工艺，明确的铭文留存历史信息，汉满双文的并用则体现了清代“满汉一家”的统治策略与文化融合的时代特征。作为乾隆朝官印的典型代表，此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为我们回溯清代军政管理体系、解读封建等级制度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视角，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收藏价值。
编辑：侯燕
审核：魏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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