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12年，后梁太祖朱温在病榻上艰难地传令：召义子朱友文回京，准备传位。
消息一出，他的亲生儿子朱友珪怒不可遏。几天后的深夜，朱友珪带兵闯入宫中，手刃病重父亲，后梁政权陷入血腥内斗。
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宫廷政变，在五代十国时期却并非孤例，直接影响着政权更迭。
前蜀开国君主王建收养了上百名义子，史载有明确记载的义子达 45 人，若计入无名者则过百。这些义子多被委以重任，王宗侃封魏王、任太保，王宗吉总管六军，形成 "满朝文武半义子" 的特殊政治格局。
李克用的“十三太保”中，十二人都是义子；李嗣源后来成为后唐明宗，李从珂成为后唐末帝；石敬瑭去世后，他的义子石重贵即位，后周太祖郭威将皇位传给内侄柴荣（即郭荣）；南唐先主李昪本人就是历经杨行密、徐温两代收养的义子，最终却取代义父家族建立新朝。
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愤懑地写下 "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 的批判，却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现象的深刻影响。
收义子的习俗自古就有，为何偏偏在这一动荡乱世，达到了“超乎寻常”的规模与影响力呢？
其实这是在历史积淀中逐步演变而来，只是乱世给了它爆发的土壤。
先秦至两汉，收养制度已具雏形，但核心功能始终围绕“宗法制补充”与“政治依附”。
按照宗法原则，当家族某支系绝嗣时，需从旁支过继男性子嗣以延续香火，这是对宗法制度的补充；
毕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观念深植人心，加上古代社会缺乏完善的养老体系，收养义子也包含 "老有所养" 的现实考量。
此时的收养有明确规则，多局限于亲属或特定政治关系，规模有限，更像是“精准补充”而非“批量扩张”，始终在礼法框架内运行。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收养范围逐渐扩大，但仍未脱离“非主流”地位。士族阶层通过收养同族子弟或贤才，强化宗族势力，巩固门第地位；
武将群体偶有收养亲兵为义子的情况，尤其隋唐边将，常收养少数民族勇夫，既为增强战力，也为拉拢异族势力。
此外宦官因生理缺陷无法生育，多会收养义子，希望“继体传爵”，延续宗族荣光，光耀门楣。
但这一时期的收养，仍以同姓同宗为主，数量极少，始终是传统宗法制度的“边角料”，未形成社会潮流。
真正为五代风气埋下伏笔的，是唐代中后期的社会变革。
当时不少胡将进入中原，他们带来的少数民族社会组织方式对中原产生影响，他们本身缺乏汉民族严格的宗法观念和嫡庶之分，“收养勇士为义子”是其民族常见的社会组织方式。
安禄山“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以为假子”，开启了大规模收养的先河，而这些义子既是亲信，也是核心战力，能帮将领牢牢掌控军队，成了安史之乱的核心力量。
在此之后，收义子逐渐与兵权绑定，安史之乱之后，随着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武将以及宦官的权力膨胀，为了巩固扩张权力，收义子也越来越离谱。
权宦杨复恭收养六百人为义子，分派到各地担任节度使、刺史，构建起自己的权力网络；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有养子千余人，以此巩固藩镇统治。
毕竟此时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催生出由节度使直接掌控的 "牙军"—— 这些精锐亲兵待遇优厚但也桀骜不驯，动辄发动兵变更换主帅。
为控制这支危险力量，节度使们自然倾向于将指挥权交给最信任的人，当亲子能力不足或数量有限时，收编勇将为义子便成为理性选择。
唐后期的这种趋势，让收义子从“个人行为”逐渐转向“政治军事手段”，进入五代十国，收养义子现象突然泛滥，这并非偶然，而是乱世生存法则下的必然选择。
正如后晋将领安重荣所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 在兵权至上的年代，义子成为“最可靠的亲兵骨干”，成为更坚固的政治联盟。
毕竟乱世之中，生存环境的极端恶劣，导致人口锐减，许多将领子嗣早夭，如后晋高祖石敬瑭七子中六子早亡，后周太祖郭威亲子全被诛杀。收养义子既是对家族血脉的补充，更是构建政治军事集团的必要手段。
这些义子多为成年将领，与收养者年龄差距甚至很小 —— 李嗣源比李克用仅小 10 岁，石敬瑭认耶律德光为父时比对方还大三岁，这种 "错位收养" 显然与传宗接代无关，纯粹是政治军事联盟的体现。
五代政权多由少数民族（尤其是沙陀族）建立或主导，李克用、石敬瑭、李存勖等核心人物均为沙陀人。
游牧民族向来不重血缘，更重忠诚与战力，“收养勇士为义子”是其传统习俗，目的是壮大部落势力。
沙陀人李克用的义子群体堪称这一制度的典范。他精心挑选的十三太保不仅是勇猛战将，更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军事体系。
这些义子如李嗣源、李存孝等，既是冲锋陷阵的锐卒，也是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这种以义子为核心的组织模式，使沙陀军事集团保持了高度凝聚力。
其他人一看如王建、朱温等军阀，也纷纷效仿，通过收养不同派系的将领、士族子弟为义子，将异己力量转化为“自己人”，快速整合各方势力；同时派遣义子镇守地方重镇，构建起以“义父子关系”为纽带的统治网络，牢牢掌控疆域。
收养义子制度它能带来短期利益，增强实力，也可能也埋下了权力反噬的隐患，因继承权问题引发灾难性后果。
朱温晚年欲传位给才能出众的义子朱友文，激起亲生儿子朱友珪的杀机。这场因继承权引发的血案，导致后梁政权元气大伤，迅速走向衰亡。义子制度在强化权力的同时，也加剧了家族内部矛盾。
南唐烈祖李昪（徐知诰）以义子身份夺权成功后，立即恢复李姓，自称唐室后裔，极力淡化自己的养子出身。这一举动反映了义子身份在正统观念中的尴尬处境。
北宋统一后，统治者深刻反思五代乱局。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重建中央集权；完善科举制度，拓宽士人晋升渠道；重新确立宗法制度，严格限制武将收养义子的行为。
随着社会秩序恢复稳定，“血缘本位”思想重新占据主导。收养制度回归理性，回归到延续香火、养老送终的传统功能。
曾经盛极一时的义子政治，最终随着乱世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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