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6日凌晨，月色还悬在宝山以北的滩涂上，第三野战军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团的官兵在芦苇间匍匐前进，心里都认定面前只是国民党一支疲惫不堪的杂牌。许多人暗暗估算：天亮前就能解决战斗，随后再奔吴淞口，与兄弟部队会师。
月浦这座小镇算不上繁华，却卡在苏州河入海口的要道。拿下它，意味着打开通往市区的北大门。此前的侦察报告清清楚楚写着，对岸驻守的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军，番号响亮却战斗力平平，甚至还有“开枪就跑”之名。消息让部队心里生出一种近乎轻松的预期：最多两天，必定搞定。
上级的交代同样铭刻在心——尽量不用重炮，尽量减少市区破坏。大家私下嘀咕：真要这么克制，枪林弹雨里想不流血，哪有那么容易？但军令如山，不容讨论。于是，士兵们背着轻武器，在夜色里摸进月浦街巷，决心打一场“瓷器店里捉老虎”的细活。
枪声一响，麻烦就来了。对方的火网密得吓人，汤姆逊冲锋枪一串串子弹像水泼，扫得砖墙灰尘四起。不到半个小时，冲在最前排的二连就倒下一半人。团部还以为是偶然遭遇火力点，命令加强冲击，结果伤亡不减反增。电话线被炸断又接，接上又断，最终打到傍晚，前沿阵地上只剩下稀稀拉拉的步枪声。
俘虏才说出了真相。“我们不是一二三军，兄弟，是真正的五二军！”那名被绑着双手的国民党排长苦笑着摇头。消息像一桶冰水浇下，团部一片寂静。原来，对面竟是蒋介石口中的“中央嫡系”、曾与“王牌”划等号的五二军。
追溯这支部队的履历，能找到太多狠角色。初任军长关麟征出身黄埔一期，第二师、二十五师更在抗日战场上打出“千里驹”“铁军”名号。解放战争爆发后，五二军跟随廖耀湘抢进东北，虽然在辽沈战役被重创，却凭借一场“营口突围”保住了主干，连蒋介石都拍电报表扬。之后，暂编十四师被拨给他们，改编为二九六师，兵源补足，装备全系美械，火力并不输给“五大主力”。
就是这样一支部队，被误判成地方杂牌。差之毫厘，伤亡立即滚雪球。一整天里，二六○团从一千多人锐减到两百多；再熬一夜，统计表上只剩下一百二十名还能端枪的兵。军长胡炳云捏着电话机，声音嘶哑：“叶师，我这儿顶不住了，再打就没人了。”电话那头，叶飞沉吟数秒，随即果断命令：二十八军火速北移，三十三军抽调九十九师驰援。
援军赶到前，二六○团已退到镇边的小学内，临时医院一字排开，包扎带和血污混杂。一个排长对身旁的卫生员咧嘴笑：“要不是团长逼着我们省子弹，现在恐怕一个活口都留不下。”这句半开玩笑半自嘲的话，把“瓷器店里打老虎”的艰难刻画得淋漓。
增援部队投入后，攻势再起。几轮肉搏撕杀，把月浦的街巷翻了个遍。到5月19日傍晚，我军总算插上红旗，歼灭五二军一万两千余人。可是，五二军主力两个师凭借事先构筑的水网工事和美舰火力掩护，依旧向南突围，硬生生啃开了一条血路，成了上海战役里唯一逃脱全歼的整建制国民党部队。
战后清点，二十九军减员五千多。曾被视作尖刀的二六○团，更只余六十四人，连番号也差点从战区序列里抹掉。那份血淋淋的报表摆到三野首长案头，没有一个人说话。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在月浦成了最直白的注脚。
有意思的是，双方其实都背着压力。国民党守军知道上海是最后筹码，蒋介石要求“死守十日”，所以火力倾泻毫无保留；而三野顾虑城市完整，火炮硬是压在箱子里没开封。打仗从来不讲假设，可要是最初就弄清对面是五二军，会不会换一种打法？谁也说不准。
这场遭遇埋着两层教训。第一，情报失误比子弹更致命，侦察一旦走眼，再勇敢的突击队都会撞上铁墙。第二，轻敌情绪扩散极快，淮海、渡江连捷让一些部队形成惯性思维——敌人不过如此。月浦的鲜血提醒他们，战事还没结束，任何“理所当然”都可能换来惨痛代价。
战斗结束三天后，叶飞检阅二六○团残部。六十四名幸存者衣衫破碎，列成两排。有人小声说道：“团长，我们还打不打？”胡炳云只回答了一句：“队伍在，人心就在。”简单八个字，既是勉励，也是告诫。一支部队即便被削成骨架，只要信念未倒，就能再次补充、再次出发。
此后，五二军虽逃出月浦，却已失去掩护上海的能力。三野诸军合围推进，5月27日拂晓，淞沪烟火渐息，象征旧政权的旗帜在南京路尽头落下。月浦血战的余温仍在，但历史车轮没有停步。
轻敌之错，付出的代价在陈列馆里成了一张张烈士名册，名字后面是永远定格的年华。数字与伤痕提醒后人：胜利从不青云直上，那些被战火灼痛的脚印，才最终铺就了通向黎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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