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2日那个深夜，南京城北的挹江门上演了一出戏，比日本人进城还要荒唐，还要让人心里发寒。
城门外头，是从前线垮下来的大批国军，那是拼了老命要往城里钻，想着穿过城去下关江边找条活路；可城门里头，负责督战的第36师，把机枪架得稳稳当当，枪口对准这帮“自己弟兄”，火舌乱吐。
手榴弹在人群里炸开，两拨穿着同样军装的人，为了抢一条求生通道，把眼珠子都杀红了。
这真不是电影编剧瞎编的桥段，而是那个冰窟窿一样的冬夜里，实实在在发生的修罗场。
正是这种自家人打自家人的乱套劲儿，把几万中国兵生生堵在了南京城里，最后被日军包了饺子，变成了待宰的羔羊。
这场祸事的根子，能扯出挺多头绪，可要是真想找个拍板的冤头债主，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
咋就偏偏是他呢？
要想把这事儿捋顺，咱们得先看看蒋介石当时手里捧着的那本“烂账”。
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国军的老底子几乎赔了个精光，一路溃退到南京。
这时候，摆在最高统帅部跟前的路就剩下两条：是守，还是撂挑子走人？
在这之前，蒋介石开了个最高规格的碰头会。
李宗仁、白崇禧，还有那个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甚至是蒋介石的心腹智囊刘斐，这帮人的意见出奇的一致：南京就是个死地，守不得。
这笔账其实明摆着：地利上，南京背靠长江，三面都被人围着，一旦江面被锁死，那就是个大铁罐头；兵力上，刚撤下来的队伍缺胳膊少腿，新补上来的全是没见过血的生瓜蛋子；战略上，在这儿死磕一点赚头都没有，只会把最后的这点火种白白掐灭。
只要稍微懂点军事的，都能看出来，这就是个必死无疑的局。
可蒋介石心里头还盘算着另一本政治账：南京是首都，那是国父埋骨的地方，要是连枪都不响一声就送人，国际上脸往哪儿搁？
国内的老百姓怎么看？
这就成了个死扣：军事上绝对不能守，政治上又非守不可。
这时候，谁肯出来背这口黑锅？
李宗仁摇头，白崇禧不干，就连陈诚、薛岳这些蒋介石的嫡系心腹，也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
就在大伙儿大眼瞪小眼的时候，唐生智站出来了。
他把胸脯拍得啪啪响：“首都是国父陵寝，大敌当前，南京要是不牺牲这一两员大将，哪还有脸见总理在天之灵…
我主张死守南京，跟鬼子拼到底！”
这话听着让人热血上涌，可在座的明白人，比如李宗仁，心里跟明镜似的，只送了他四个字的评语：“静极思动”。
这四个字辣得很，直接就把唐生智的小算盘给戳破了。
唐生智是个啥人？
湖南军阀起家，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变脸”。
反过老上司赵恒惕，反过吴佩孚，投了国民党后又两次反蒋。
1930年混战输光了底裤，队伍被收编，自己流亡海外，回来后虽说顶着个高级头衔，其实早就是个光杆司令，也就是个“政治摆设”。
对于这么个过气的旧军阀来说，南京保卫战哪怕是个火坑，那也是他爬回权力中心的唯一梯子。
他押的一注是，只要摆出一副“城在人在”的架势，不管打赢打输，这政治本钱算是赚到手了。
于是，一个急着想翻红的过气军阀，接手了一场注定要输的仗。
这就从根子上注定了结局的荒诞。
接过防务后，唐生智手里其实不全是烂牌。
虽说淞沪那边亏得厉害，但退到南京的部队账面上还能凑出十万号人。
里面不缺像74军（俞济时）、71军（王敬久）、72军（孙元良）这种德械师底子，还有第36师、教导总队这种硬茬子。
就算是被叫作“娃娃兵”的川军、黔军，那守土抗战的心气儿也是杠杠的。
要是指挥得当，哪怕守不住，也不至于崩得那么难看。
坏就坏在，唐生智的指挥手艺，还停留在二十年前军阀混战那会儿。
他最大的毛病，是用一种“土财主看家护院”的心态，去打一场现代化的立体防御战。
他在南京外围画了几道圈，把本来就不富裕的兵力像撒胡椒面一样，一层层撒出去，搞这种最笨的“处处把守、死顶硬扛”。
这种打法，要是为了给大后方集结兵力拖时间，那还说得过去。
可当时，苏南地区空荡荡的，后方压根没有援兵。
把兵力撒在死地硬顶日军的飞机大炮，除了送人头，一点战术价值都没有。
在这个节骨眼上，其实有过几次能改改局部运气的机会。
负责守南京东边外围的粤军第83军，那个参谋处长刘绍武是个明白人。
他派人一摸，把对面日军的指挥部在哪儿、兵力咋样都搞清楚了。
刘绍武心里盘算：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先下手为强。
他建议让第156师冲一下，先端了日军指挥部，再侧面捅一下往句容推进的鬼子。
这仗要是打成了，起码能把日军的进攻节奏给搅乱，给守城多争口气。
这方案递上去，副司令长官刘兴直接给毙了。
刘兴是唐生智的铁杆，脑子里全是旧军人的那套死理：“守都怕守不住，还敢说攻？”
无独有偶。
日军打城墙的第一天晚上，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旅长周振强也瞧见了机会。
山下麒麟门那一带亮得跟白昼似的，全是日军的宿营地，靶子那是相当明显。
周振强立马拉着其他指挥官建议：把兵力集中起来，趁着黑夜从紫金山杀下去，捅日军的屁股。
这在战术上绝对有戏。
日军狂得没边，宿营地防备肯定松，教导总队又是国军里装备最硬的，夜袭得手的把握很大。
报告打到唐生智那儿，他回了一句：“现在兵员消耗太大，万一出击没成，守南京城的人就更不够了。”
这句话，把唐生智那点指挥逻辑抖落个干净。
在他眼里，当兵的不是用来打仗的棋子，而是用来填在城墙上给外人看“死守决心”的消耗品。
主动出击有风险，万一输了，城墙上没了人，他这个司令长官的面子往哪儿搁？
他宁肯让十万大军缩在工事里，被日军的重炮和飞机一点点炸成肉泥，也不愿意冒哪怕一丁点风险去抢个战术主动。
那唐生智自己整天都在忙啥呢？
司令长官部的参谋程奎朗后来回忆了个细节：围城那会儿，外头炮火连天，唐司令长官每天傍晚雷打不动地在院子里遛弯。
后头跟着侍从，背着大号暖水瓶，捧着小茶壶和“三炮台”香烟。
隔几分钟，侍从就得递上热毛巾给他擦脸，喝口茶，抽根烟。
那会儿，他看着那个淡定，好像指挥的不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国战，而是在自家后花园里赏花弄草。
因为有胃病，他甚至懒得去前线看一眼阵地，全靠参谋们的嘴皮子汇报来指挥。
对于前线到底惨成啥样，他脑子里那是云里雾里，压根没数。
一直熬到12月12日，局势彻底没救了。
常凯申（蒋介石）发来电报，准许“相机撤退”。
唐生智一听这话，跟得了大赦令似的，立马召集开会安排跑路。
下午5点那场最后的大会上，唐生智下的撤退命令，纸面上看着还凑合：大部队往皖南冲，一小部分（主要是36师和长官部直属队）从下关过江。
这本来是个分流的招儿。
可就在会议快散场的时候，唐生智又鬼使神差地加了一句口头指示：“要是突围不出去，有轮渡的时候也可以过江。”
这一嗓子，简直就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钥匙。
在当时那个乱得像锅粥的情况下，往皖南突围那是得杀穿日军的包围圈，九死一生；而过江撤退，听着就是条活路。
人都是想活命的。
既然长官给开了个“可以过江”的口子，谁还傻乎乎地去撞日军的枪口？
这下好，原本计划往南突围的各路大军，一股脑全调了头，疯了似的涌向城北的下关码头。
十万大军，瞬间变成了一股没人管的乱民。
最要命的是，消息传达出了个要死人的时间差。
守挹江门的第36师宋希濂部，没能及时收到“允许各部过江”的新命令。
他们手里捏着的，还是唐生智之前为了表决心下的死命令：“不准一人一枪出城”。
一边是奉命“只准进不准出”的督战队，一边是听了口谕“可以过江”的溃兵。
于是，开头那幕荒唐透顶的自相残杀就这么上演了。
城门前尸体堆成了山，甚至还得动用坦克来把堵死的人墙撞开。
更让人绝望的是，当这几万好不容易冲过城门、跑到江边的人，面对的是一片宽得让人心凉的长江。
为了显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唐生智之前下令把所有的船都收缴了，还给毁了。
现在，江面上空荡荡的，仅有的几艘船在争抢中早就翻了个底朝天。
12日晚上9点，就在几万将士在江边绝望嘶吼的时候，唐生智带着长官部的一帮高官，爬上了预先藏在芦苇荡里的小火轮，突突突地开往江北，跑得比兔子还快。
不少军、师级的长官也有样学样，把部队一扔，自己先溜了。
那个曾经发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司令长官跑了，留给南京的是十万没了头的军队，和紧跟着来的大屠杀。
回头再看这场仗，唐生智的每一个关键拍板，其实都有一本逻辑严丝合缝的“账”：
争着当司令，算的是政治账——为了翻身；
死活不反击，算的是资产账——为了保本；
最后脚底抹油，算的是生存账——为了保命。
唯独没算的，是军事账，是那十万当兵的和几十万老百姓的命。
对于像他这种旧军阀来说，军队就是私产，打仗就是做生意。
生意做赔了，老板卷铺盖走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至于底下的伙计和被牵连的路人，从来就不在他的账本里。
这种把个人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的“军阀逻辑”，才是南京保卫战里，比日军更让人胆寒的敌人。
信息来源：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程奎朗：《南京卫戍战役片断》，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南京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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