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凌晨，黄浦江面尚存硝烟，灯塔熄着光。陈毅站在市政府旧楼的天台上，望着伸手不见五指的外滩。他的参谋长提醒：“电厂毁得厉害，今晚恐怕又要拉闸。”陈毅冷冷点头，转身投入紧锣密鼓的抢修部署——上海的命脉是灯火，灯火一亮，民心才真正安定。
清晨五点，街巷安静得吓人。忽而，马路上隐约响起脚步声，不是逃难者，而是一排排席地而睡的解放军战士正起身整队。他们身上的露水未干，却微笑着把残缺的冷馒头掰开，与周围探头探脑的市民打招呼。这一幕令许多上海人低声嘀咕：传言中的“共妖”竟然如此克己。稍后，热心大爷端茶送水，战士婉拒后又立正敬礼——“我们有纪律，不入民宅。”这条铁律出自陈毅的口，是他给新上海的第一张名片。
不入民宅并非作秀。陈毅早在进城前就讲明：上海是国际都市，眼睛太多，一旦错一步，民心散、外媒乱写，后患无穷。部队连夜摸索宿营点，几百米一岗，既睡马路也守仓库，既当形象也当哨兵。上海人一边怀疑，一边把报纸照片寄往香港、旧金山，那些外刊很快出现了“赤军露宿街头保持克制”的大标题，舆论风向陡转。
市政桌面上的问题却更棘手：治安、供应、电力、防疫……陈毅干脆把“全上海最动脑子的”找来谈，“科学家、教授、作家、工程师，一个不能少”。青年会九楼那场一百六十多人的座谈会，气氛像茶馆。陈毅操着浓重川音，抖包袱连连：“解放军从外面冲进来，你们从里面冲出来，我们是会师，不是接管。”哄堂大笑，陌生感消散于无形。
忙碌的日子刚掀开一角，家里却迎来新客——岳父张必武（化名）。老人家自湖北赶来探望多年未见的女儿张茜，也想亲眼看看传说中的上海市长女婿。陈毅在站台上接过行李，大手一挥：“爹爹，上海如今乱，您就先安顿在家。”老人应下，眉眼尽是欣慰。
可好景只过三天。六月初，美制轰炸机再次扑向杨树浦发电厂，数小时内炸塌主控楼，上海漆黑。陈毅在前线与技术员连轴转，通宵指挥抢修。第三夜，他拖着疲倦身子回家拿换洗衣服，却见岳父怒气冲冲拎包下楼，口里嚷嚷：“别拦我！去沿街讨饭！”警卫一脸为难。陈毅愣住：“爹爹怎的？”
“你没本事给我安排份差事，我白吃白喝，心里过不去。”老人拍着箱子，额头青筋直跳。陈毅眉峰紧锁：“市长也没权给家里人开后门。”妹妹陈世芳悄声劝：“哥，给伯父找个闲差，不就两张表的事情？”陈毅脸色更加沉：“新政刚立，若干部亲属都走后门，上海旧账怎么翻篇？”
老人气得直跺脚：“当年听女儿一句话，盼着跟共产党求个公道。现今你倒推我走，岂不让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叫花子？”陈毅扶着他，语速放缓：“爹爹，您可曾痛骂国民党？骂他们任人唯亲、鸡犬升天？”老人闷声点头。陈毅低声：“共产党若也这么干，您骂不骂？”老人抖着手指：“当然也骂！”
短暂沉默后，陈毅递上一支旱烟：“规矩不能破。若您真想帮忙，咱们还有事要做。乡下还有成千上万难民，要送回原籍；有的是疫苗缺口，要医生巡防；有的是车站需要义务识字班。您读过书，会写会算，愿不愿去？公家发给路费和粮票，至于名头，可不写‘市长岳父’，就写‘张老师’。”
老人愣了一下，终于叹气：“原来我还能出把力，那我不走。”张茜红着眼笑了。第二天一早，老爷子果真背起小药箱，跟着卫生队下了城南，给难民教识字，顺带给孩子们看病。他自豪地说：“我呀，也算上了抗战账簿。”
电厂七日后全线恢复，霓虹初亮，外滩再现万家灯火。外界只看到陈市长的政绩，却不知他家里还挂着一套补了又补的老军装。有人调侃：“陈司令当了市长，也没换件呢。”传到他耳里，他只是摆手：“衣服是将士的情谊，哪能随便换？”
七月里，市府财办统计：陈毅一家在公家账目上增加的开支，仅比普通科员多出两个孩子的豆浆费。有人暗示可以多报些津贴，陈毅却批在报告上写了八个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字迹潦草，态度分明，谁也不敢再提。
有意思的是，陈世芳靠自学竟考进复旦外文系，报喜那天，陈毅拍着桌子笑道：“瞧，不用我开口，咱家照样有人读大学。”岳父闻讯，专程从南汇教工宿舍赶来，揪着女婿袖子调侃：“这回可轮到我替你骄傲啦！”一家人院里合影，背后梧桐叶正绿。
夜幕又落下，街灯不再稀疏，电车铃叮当作响。陈毅走出市府大门，远处霓虹闪烁，他的背影被灯光拉得老长，谁也看不见他眉梢那一点若有若无的笑——城市亮了，规矩守住了，家国两全，也就不负那句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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