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工作，是你站进去之前，以为自己终于走上正轨；
真正站进去之后才发现，那只是又一个误会罢了。
一、入职前，我还真把自己当“管理层”
上回书说到，我在多伦多做冷暖气“学徒”两天后，和那位华人包工头礼貌告别。
那是一次短暂、克制、双方都没有留下心理阴影的分手，像极了成年人之间对“这条路不适合我”的默契共识。
于是，我又回到了那条中年移民男人最熟悉的轨道，刷华人圈的招聘网站。
然而，多伦多华人圈的就业市场就像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苦涩的药片，还是过期了的糖果。
某天，我刷到一条信息，一家离我住处不远的华人超市，正筹备开业，开始招聘员工。岗位从基层到管理层一应俱全，收银、理货、部门主管、副店长。
那一刻，我心底那点小小的虚荣心和职业惯性又开始作祟了。此前多年，我一直在行政管理与品牌营销领域工作，也带过团队、做过制度、跑过项目，对零售行业虽谈不上熟悉，但对管理这件事并不陌生。
况且，新店筹备期，本就需要既懂流程又能落地的人。我心想，或许，这是一个能进入加拿大本地零售体系、再向主流超市系统跳槽的入口。
我赶紧修改了份简历，发到了招聘信息里的HR邮箱。我没意识到，这一指头点下去，竟然开启了一个月充满荒诞、辛酸、又带有魔幻现实色彩的“华超奇流记”。
面试的邀约比想象中来得快。一周后，一位人资部门的女士给我打了电话，约我线上面试。聊的过程比较顺畅，履历、薪资、期待值，一切都显得那么“职场”。她最后对我说：“明天你去新店现场，直接找店长沟通一下。”
第二天，为了表示对“管理岗位”的起码尊重，我特意翻出了压箱底的西装。
步行到这家超市，现场一半是货架，一半是工地，地上散落着木屑、电线和包装纸箱，空气里混合着各种装修材料的味道。
店长看上去比我大几岁，身材精瘦，南方口音，他当时正忙着监工，看着我这一身西装革履，就像看一个走错了片场的演员。
他一会儿看手机，一会儿回应工人。我们聊了不到三分钟，我刚回答完三个问题，他便说：“好，今天先这样吧。”
那一刻，我基本认定这事儿黄了。回家后，我没有再关注这条招聘信息。
半个月后，那位女人资再次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到总部再聊一次。
他们的“总部”其实是一个物流货舱。仓库一侧隔出办公区域，大厅布置成中国风茶室，实木桌椅、假古董摆件齐全，很像国内某些乡镇企业老板用来接待贵客的会客厅。
女人资让我依次见了两位女高管。一位负责运营，普通话不太流利，全程用英语交流；另一位负责财务，说自己在加拿大本地做过多年财务与法务工作，看我简历背景不错，学历也好，愿意给机会培养我。
“培养”这个词在职场语境中，通常意味着三个可能性：薪资不高、职责不轻、边界模糊。但当时我仍沉浸在“副店长”这个岗位带来的心理投射中，没有多想。
她们明确表示愿意录用我，但具体入职时间要根据新店开业进度而定。
又过了一周，人资再次约我去总部填入职信息。这一次，她正式和我确认了薪资待遇，时薪20，三个月转正后根据表现可以上调。
说实话，这个数字对于“副店长”这个title而言并不算高。但我也了解到，多伦多华人超市普遍如此，于是没有提出异议。我想着，先入行，积攒点加拿大本地经验，以后再说。
这次我还注意到，女人资正在和一位新来的男人资做交接。出于职业敏感性，我判断新店招人的人资部门都不稳定，这通常不是好信号。
随后，那位财务女高管出现，和我聊了一会儿新店规划与发展空间，画了一顿不算太浮夸、但足够圆润的饼，然后让那位男人资带我去店里看看，顺便见一下老板。
到新店后，老板与我简单寒暄了几句。我正准备告辞，他突然说：“那你先干活试试吧。”
我当时就愣住了。来之前没人跟我说今天是上班第一天，我既没跟家人说，也没做好心理准备。但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份上，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只是来参观一下”，只能点头答应。
就这样，我的副店长生涯，在一种极其莫名其妙的氛围下，正式拉开了序幕。
二、打碎的辣椒酱，与开始破灭的幻觉
老板把我丢给了一个杂货部的小伙子。那小伙子嘿嘿一笑，大概在想：这又是哪来的文化人，想来这儿体验生活？
新店筹备，最繁重的工作就是铺货。成百上千箱的货物要拆箱、对数、上架、贴签。
我脱掉羽绒服，挽起袖子，开始干活儿。那些罐头、酱油、方便面，在我手里进进出出。
铺货的逻辑其实很原始，把空旷的货架塞满，塞到让顾客产生一种“物质极大丰富”的视觉冲击感。
怎么打原始价签儿呢？小伙说，要用箱子上写的总价除以数量，加上消费税。我拿着打价机，认真地计算着每一个价格。
没一会儿，他看了一眼我打出来的价签，“你以前没干过吧？这边价格尾数一般都是29、59、79、99。”我恍然大悟，这就是传说中的“定价学”。
没来得及继续感慨商业逻辑的细节，我就犯错了——上货时手滑，打碎了一瓶辣椒酱。
“啪”的一声，玻璃碎裂，红油四溅，空气里瞬间弥漫着辣椒、豆瓣、蒜末混合的味道。我赶紧找来厨房纸和湿巾，蹲在地上擦了半天，试图在老板发现之前把现场清理干净。
可惜，那种味道是没有办法掩盖的。好在大家都没有怪我，让我慢点，以后注意就是了。
从下午两点半到晚上将近九点，我一直在运货、摆货、贴价签、扔纸箱。因为是新店开业前期，工作量极大，几乎没有停歇的时间。
整个过程中，我始终感觉有四只眼睛在盯着我——老板和他的儿子。他们仿佛一直在观察我的态度、能力，评估我值不值得留下。
临下班时，老板又给我派了活儿，让第二天去他们的另一家老店“学习”。
我拒绝了，因为第二天我确实预约了其他事情。老板当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在他那种“时刻待命”的价值体系里，我的“私人时间”显然是多余的。
隔天早上九点，我准时出现在了那家老店。
老店的氛围和新店完全不同。新店是工地的狂躁，老店则是那种生活气息浓厚的陈旧。
值班店长带我简单逛了一圈，熟悉了各部门人员，便丢下一句：“你自己找感觉吧。”
于是我像调查记者一样，开始在超市里行走：水果、蔬菜、肉品、海鲜、熟食、杂货，每个部门我都挨个走了一遍，和员工打招呼，询问他们的日常职责、工作流程和痛点。
毕竟我之前从未真正从事过超市一线管理，这样的学习机会对我来说，其实是很宝贵的。
那天我还处理了一次紧急情况。一位顾客不小心把一个玻璃饭盒摔碎在地上，刚好当天保洁工休息，我便自己拿起扫把、拖布和警示牌，把现场清理干净。
中午管饭。超市有专职做饭的工作人员，食材齐全，伙食虽算不上精致，但能吃饱，也不难吃。
饭后，我试图进入真正的“管理层时间”。我坐进办公室，跟值班主管进行了一次深入沟通。
问他这里有没有成型的管理制度，比如交接班检查、损耗控制、库存盘点等。他告诉我，基本还是靠口头管理和大家约定俗成的习惯，没有成文流程。
他刚想跟我吐槽一下现有的问题，突然又欲言又止。那眼神里写满了：“兄弟，你自己慢慢体会吧。”
那一整天，我像个陀螺一样在超市里转。下班一看手表，两万多步。
回家的路上，我甚至还有点兴奋。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些想法，如果能在这里积累些经验，将来是不是还能跳槽到沃尔玛、Costco这样的主流超市系统？
后来事实证明，我那一刻的想法，天真得几乎有点感人。
三、纸上的“理想国”，与荒诞的周例会
接下来的两周，我的办公地点回到了新店。
老板似乎终于想起了我这个“人才”的真实用途。他给我布置了任务，起草运营制度、制定损耗管理方案、设计绩效考核体系，外加一套开业营销策划方案。
那几天，我找回了当年在写字楼里做键盘侠的热情。
我参考了国内大型连锁超市的制度体系，也研究了沃尔玛等国际零售巨头的流程框架，再结合多伦多本地华人超市的现实情况，陆续完成了：《损耗管理制度》，《部门激励与绩效考核机制》，《品牌营销与市场推广策略和新店开业活动策划方案》。
我基本上保持着“两天一个制度”的高频率，每天通过微信发给老板。
但奇怪的是，我把文件发给老板后，他几乎从不回复。第二天当面询问意见，他只说：“以后开会再说。”
我自己还犯嘀咕，是不是方案落地性欠佳？那也可以给具体意见，优化修改啊。
渐渐地我也意识到，我可能并不是在为一家即将成型的组织搭建制度，而是在为一种尚未真正存在的管理意愿写文本。
这种“做无用功”的虚无感，在一次策划会议上达到了顶峰。
那天，老板叫来了乙方的策划公司。我原本以为会是一场专业的头脑风暴，结果却变成了一场效率极低的茶话会。
我看着那些乙方的年轻人，为了老板一个又一个突发奇想的“灵感”忙前忙后。
后来我才知道，乙方为做的很多平面设计和策划方案，大多都是被公司“白嫖”的。
老板的逻辑很简单，和他们老板是同乡，你先做出来给我看，我看中了再说费用问题。
这种商业逻辑让我产生了一种熟悉又微妙的错位感——仿佛瞬间回到了国内某些民营企业的合作现场。
在新店办公室里，我坐在男人资对面。男人资是个挺有意思的人，据说是女财务高管从某银行带过来的旧部。
几天后，他问我：“感觉怎么样？最近在忙什么？”我如实说，在做老板交代的制度设计工作。
他说：“作为副店长你也要尽快熟悉一线，可以去帮忙收货、上货。”
于是，我的职业生涯又多了一项重要技能：仓库收货。
作为新店，收货也是每天的重头戏。
新店因为要铺满货架，收货成为重中之重。每天都有几车皮的货送到，包括杂货、冻品等。各个供应商都希望在新店抢占市场份额，经常会送来部门主管并未订购的货品。
主管只能根据现场情况决定是否收货。没地方放的只能退回，而退货流程极其繁琐，需要一件件对数量、对品项、对单据，往往一个小时起步。
除了收货，我还成了临时的人力资源面试官。男人资不在的时候，所有求职者都归我管。
这反而成了我那段时间里最感兴趣的工作内容。
我面试过来自不同国家与背景的人，华人、乌克兰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加拿大本地人，还有来自中美洲一些小国的新移民。每个人背后，都有不同的移民故事。
有人原本在银行做业务员，因为加拿大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不得不出来找兼职；也有通过某种“特殊渠道”刚落地的中国同胞，现在急需一份收入。
因为我原来做过多年人资行政管理工作，对招聘流程的六大模块相对熟悉，判断候选人的稳定性、真实性与匹配度，对我而言并不陌生。我会让合适的人先试工，再根据部门反馈决定是否正式录用。
但也有失误。
有一次，我让一个小伙试工了三个小时，用人部门觉得不合适，我便让他打卡离开，并告诉他后面会给他工资。
结果店长当场表现出明显不悦，说：“试工四个小时以下是可以不给工资的，这是行业潜规则。”
我愕然。
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种规则的存在，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所在的系统，对“劳动价值”的基本尊重标准，与我过往的职业认知体系，完全不在同一个坐标轴上。
在这段荒唐的日子里，我也遇到了两个能交心的朋友。
一位是乙方施工单位的老乡，我们吃午饭时一起聊移民经历，也聊郑州趣事，谈命运的随机性。
另一位更让我敬佩。那是一位做保洁的大哥，虽然整天拿着扫帚，但那非凡的气质，一看就不是普通人。深入聊天才发现，大哥是北京名牌高校毕业，曾在某部委和某银行总部工作，现在运气不佳掉入PR安调的火坑，不得不出来找工作过渡。
这两位朋友，至今仍保持联系。
两周后的一个周日下午，男人资突然通知我去店里开会。我莫名其妙地赶过去，才发现这是几家门店合在一起的周例会。
会上，运营女高管宣读了一份门店管理制度，包括考勤、损耗记录、流程规范等内容。我扫了一眼文风与标点格式，心里隐约觉得，这份文件和AI生成文本有点像。
另一位女高管的发言更为精彩。她说自己会读心术，能知道谁在用手机把刚才的会议内容发出去。她扫视了一圈，说：“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接着，她又说自己有个合作伙伴，有独门技术，只需花十几分钟写个程序，就可以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信息。我心里忍不住想，这么厉害的人才，不去FBI或CIA报道，实在有点可惜。
但这场会议对我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这些表演式发言，而是老板临场拍脑袋做出的一个决定。
他在讲各门店管理问题，说每家店必须保证现场有负责人在场，正副店长都可以，负责收货与应急情况。说着说着，他突然转向我，说：“你去XX店做副店长吧。”
那家店离我住处将近40公里，高峰期单程通勤时间一个小时左右。
我当场心里一沉，但还是点头答应。那时我仍抱着最后一丝学习心态和一种近乎偏执的乐观，或许，去不同的店，能让我更全面地了解这个行业呢？
后来事实证明，我当时对“学习”这两个字，理解得过于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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