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的曙光里，长江雾气未散，刚入城的解放军在中山路擦拭枪栓。刘伯承临危受命，出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铺开的第一沓情报里，跃入眼帘的名字让他皱起眉——徐梦秋，昔日并肩转战的同志，现正潜居城中，主动托人想“回到组织”。
新政权立足未稳。中央要求“先安定治安，再恢复民生”，而南京汇集了前朝残部、特务和商贾，不少人摩拳擦掌等待“翻牌”。刘伯承最担心的，恰是那些熟知党史、又在内战期间转入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旧友。如果他们趁机潜伏，后患无穷。徐梦秋的来信与其说是申请，不如说是一次试探。
徐梦秋的问题，得从头说起。1901年，他出生在安徽一个破落书香门第。十二岁丧父，家道骤转，旧式族规压得他透不过气。逆反与好胜，让他一路在校风波不断：养蚕讲习所、商业专校，两次带头罢课，两次被开除。师长摇头，他却拍桌子说：“不自由，毋宁死！”
1923年，他考进上海大学。这所学校暗地里是党培养新人的摇篮。恰在此地，徐梦秋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怀抱“做军人，救中国”的宏愿。北伐时期，他奔走上海与皖北，组建地下党支部，险象环生，却也春风得意。
1925年终南下广州，未进成黄埔军校，却被派往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教官。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医院养伤才幸免于难。1930年，经组织安排，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归国后，走上红军政治教育岗位，挥笔记录革命历程，撰成《南明哀史》《红军长征记》等，被誉为“红色史学家”。
1934年秋，他跟随中央红军长征。雪山草地夺命，他的双脚在翻越夹金山时严重冻伤，被迫截肢。失去双腿，也失去了梦寐以求的“战场将军”身份。进驻延安后，他只能拄双拐在陕北公学讲学，靠文字延续对革命的热情。
1937年秋，组织安排他去苏联治疗。路经新疆，却被盛世才截留下来，安排任新疆教育厅代厅长。徐梦秋欣喜于“可以做事”，不料数年后风向突变。1942年4月，盛世才突然反水，大肆逮捕中共党员。徐梦秋被关进监牢，严刑逼供，意志动摇，最终签字“脱党自新”。在狱中，他靠背诵《史记》度日，却再难回到旧日身份。
1944年秋，国民党取代盛世才掌控新疆，徐梦秋被移交军统，以“可用之材”暂编进特情组。抗战胜利后，他随军统在西北一带活动，偶尔撰稿攻击延安，以表忠诚。1949年3月，蒋介石筹划大撤退，军统准备东渡台湾；徐梦秋因残疾行动不便，被留在大陆自行脱身。此刻，他已五十出头，假肢磨得残肢溃烂，生活无着，只能四处寻求出路。
6月初，他摸到南京，找到昔日在革命报社结识的周兴。深夜的小客厅里，灯光摇曳。徐梦秋压低嗓音：“老周，我想回去，给组织做事。”周兴沉默片刻，只答了一句：“我得请示。”
报告摆到刘伯承案头。面对手下的询问，刘伯承缓缓摘下眼镜：“纪律重于感情，先照程序办。”电报旋即飞往北平。中央回电只三个字：“就地捕办。”读罢，刘伯承合上电报，“革命不是儿戏。”
消息不胫而走，南京地下反动势力顿时游移。有意思的是，相距三日，国民党残匪暗线也在寻找徐梦秋，盼他重新搭桥。最终，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在珠江路一座旧会馆将其逮捕，搜出暗格电台与一册密写通讯录，足证其身份。
军事法庭审理期间，徐梦秋承认1942年在狱中变节，随后供出与军统保持联系的全部过程。面对审讯员，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走错了路，如今无话可辩。” 随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上海提篮桥。此后多年，他偶尔以残臂写下狱中回忆，却再没有机会踏出高墙一步。
刘伯承在给中央的补充电报里，简短注记：革命看的是立场，不是资历。新生之都的秩序不能毁在旧日阴影里。这句话后来成为南京军管会整肃特务的重要依据，也让更多潜伏者自知无隙可乘。
徐梦秋的坠落，是一代早期党员最黯淡的剪影之一。动荡二十载，他的笔写过革命史诗，也署过反共檄文；他为理想跋涉万里，却在黑暗中断了双腿与信念。南京解放之初的这场逮捕，让人见识到新生政权在原则与情感之间的抉择。信仰从来不是勋章，而是生死与共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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